【提要】 美国中国学研究自二战后至今，经历了几次重要的研究范式的变迁，主要包括，从“冲击—回应”到“中国中心观”、“后现代史学”转向和“全球史”转向等。40年来，美国中国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对国内的史学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影响，“过密化”、“大分流”理论对经济史研究的影响，“施坚雅模式”对城市史研究的影响。那么，美国中国学研究为什么能在理论、范式和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运用美国中国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研究的利与弊是什么？国内学者应如何面对属于西方话语体系的美国中国学的理论？如何构建本土学术话语体系？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反思。

【关键词】 美国中国学 理论范式 中外史学交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由以法国为主的欧洲转移到美国，美国成为中国学研究的重镇，呈现出与欧洲汉学迥然有别的研究风格，学者的目光由古代中国转向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理论被用来研究现当代中国，从而形成鲜明的多学科、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区域研究”特色。

美国中国学研究自二战后兴起之始，就受到社会科学的深刻影响，对很多问题有着明晰的理论框架和解释范式，这是美国中国学的一个比较鲜明的特色，也是其吸引国内学者的魅力所在。美国中国学界自二战后至今，经历了几次重要的研究范式的变迁，引起了美国学者之间的论争，也直接引发了国内学者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因此对美国中国学的一些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反思和批判，就成了中国学界对其进行再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一、推陈出新：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变迁及其国内回响

“范式”(Paradigm)一词，最早来源于1962年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关于“范式”的概念，库恩在书中没有明确的界定，概念本身的模糊和歧义导致了学者们之间热烈的争论。库恩原本运用“范式”理论探讨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其影响却远远超出了自然科学的范围，很多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的学者都在使用“范式”理论进行学术讨论。史学范式，大概是指某一史学家共同体对于研究对象所涉及的概念、理论、方法达成某种具有典范性的认识，包括提出问题的方式、分析问题的框架及共有的观点等。

美国中国学研究一出场就带有强有力的范式特征，美国中国学界出现的几次大的范式变迁主要包括，从”冲击—回应”到“中国中心观”、“后现代史学”转向和“全球史”转向等。

（一）从“冲击—回应”到“中国中心观”

若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变迁，对国内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以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回应”模式向柯文(Paul A. Cohen)倡导的“中国中心观”的转变。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一直占据着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中心。“冲击—回应”模式主要是指，“在过去‘不平等条约的世纪里’古老的中国被迫跟当时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并不断扩张的欧美社会进行日益密切的接触。这种由工业革命推动的交往对旧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旧秩序要不就受到挑战、攻击和破坏，否则就被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发展所压倒。这些发展的动力来自一个外来的、更为强大的社会”。在此模式的指导下，美国中国学界出现了一批对中国近现代史发展进行论述的著作，主要包括芮玛丽(Mary C. Wright)的《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一战：同治中兴》、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的《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等书。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越来越受到美国学界的质疑，一些学者如孔飞力(Philip A. Kuhn)、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等，开始将他们的研究对象转到中国基层社会，试图从中国内部主要集中到某个区域来对近代中国进行考察。柯文对美国中国学界的这一范式转变进行了总结，于1984年出版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柯文认为，五六十年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三种模式——“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和“帝国主义”模式都具有很强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因此当时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过分地扭曲了中国的历史事实，他希望能超越过去承载着沉重的欧洲中心或西方中心假设的中国研究取向，基于此柯文首倡“中国中心观”。“中国中心取向”的四个特征为：“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学界逐渐引进美国中国学的研究成果。1985年，倪世雄、卢义民发表了《柯文著<探讨中国历史>》一文，对此书的内容进行简要介绍。1986年，林同奇发表评论《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的文章。1989年，柯文此著经林同奇翻译在大陆出版，拥有着“中国中心观”这一耀眼的主题，很快就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学界对“冲击—回应”模式和“中国中心观”展开了热烈讨论。

1990年8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近代中国与世界”研讨会，刘大年在会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与世界的关系》一文，文章对“冲击—回应”和“中国中心观”等研究模式做了述评。1993年，汪熙发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内因、外因或内外因结合》一文，称“冲击—回应”模式和“中国中心观”为“外因论”和“内因论”，并对其进行评价，认为研究中国的近代史，外因同内因常常交织在一起，又常常互相影响，很难理出头绪。1994年，张铠发表《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观”——当代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一文，对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列文森的“传统—近代”模式，美国中国学从“西方中心论”向“中国中心观”跨步的过程及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探讨。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对“中国中心观”做了进一步反思。有学者认为“冲击—回应”模式和“中国中心观”都有失之偏颇之处，而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仅仅是一个大体的理论框架，还有待于更为系统的理论模式分析，需要在研究实践中不断加以充实，使之发挥其历史观和方法论的作用。对于“中国中心观”的弊端，有学者从学理上进行了评析，如指出“中国中心观”存有内在矛盾，“柯文过分强调内部因素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性，结果导致了“中国中心观”内在理路的紧张，同时忽视了近代中国社会是在“西力”巨大的的冲击之下被迫转型的历史事实，并导致对外部势力在中国社会内部结构里面所发生的毒害及其灾难，估计不足；又如，认为柯文的逻辑中隐藏着一种悖论，柯文的理论、方法“是极其纯粹的导引近代化潮流的现代科学分析方法，即从各自孤立的部分而非相互关联的整体出发来考察问题的还原论方法，这实际上是以一种方法论上的现代性来消解现实历史中的现代性”。也有学者指出，柯文在阐释“中国中心观”时，为了批驳“冲击—回应”模式，对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中西方关系做了背离史实的阐释。对于“中国中心观”模式可能带来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会造成三种缺陷,“即追寻内在连续性的迷途、作茧自缚的地方史路径和反东方学的东方学措辞；有学者认为会出现几种情况，“未能真正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太过贬低外在因素的推动作用，未足够重视历史的断裂性，有丧失全国性视野的危险，较为忽略历史分析中的思想文化向度。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中心观”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很多学者对柯文的思想进行了解读，如西方中心论、历史相对主义、局外视角、移情等，而实际上，这些解读并不仅属于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柯文主要探讨的是“历史学家的角度”。

（二）“后现代史学”转向

美国中国学在经历从“冲击—回应”到“中国中心观”的内部范式变迁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整个学界史学理论变迁的冲击，特别受到后现代史学的影响。1973年，美国学者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出版《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标志着后现代史学理论的诞生。与后现代史学理论相伴的是一系列历史学研究方法和领域的革新，体现在历史编纂学领域大概有三个方面：一是对西方历史学中“大写历史”的否定，即反对西方中心论；二是注重对原来历史学中的“他者”，诸如下层社会、妇女和少数民族的研究；三是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理论进行写作，企图取消历史与文学、过去与现在以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

后现代史学瓦解了宏大叙事，对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产生冲击，从而追寻一种文本化的多层次的历史。美国中国学家也把目光投向多层次的历史、下层的历史，史料的范围也被大大拓宽。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王氏之死》、《胡若望的疑问》等都是这方面的著作，不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何伟亚(James L. Hevia)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该书获得美国“列文森最佳著作奖”，被称为是“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产物”，把“后现代式的解释与新的档案材料”结合起来。张耕华认为，“1997至1998年间，国内外学者关于何伟亚《怀柔远人》一书的争论，标志着后现代主义开始进入大陆史学界”。所谓“怀柔远人”论争，是指何伟亚著作获奖不久就引发一场波及美国、香港、大陆三地的论争。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二十一世纪》是这场争论的主战场，刊发了多篇文章，包括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张隆溪、葛剑雄、罗志田、杨念群等知名学者，各抒己见，阐发对后现代史学的认识和理解。

大陆的《读书》杂志对“怀柔远人”论争的事前、事中、事后都保持了一定的关注。在周锡瑞1997年末挑起论战之前，《读书》于1997年第5期刊登杨国斌的《“公共领域”的使者求见“怀柔远人”的帝王》，整篇文章虽全无后现代主义的字眼，却承认何伟亚“用的是‘文化研究’的讲法，使用了后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的话语”，最后落脚于“公共领域”的马戛尔尼和贯彻了“礼”而能“怀柔远人”的乾隆皇帝的对立上。《读书》于1998年第8期刊登何伟亚的《从朝贡体制到殖民研究》，使人们对何伟亚的文章和理论有了直观的了解。罗志田在《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上发文，对何伟亚的后现代主义研究方法进行了评介，认为在后现代的影响下，他的著作将“人类个体或群体的言行置于其发生当时的直接语境之中”，现代主义知识造成的隔阂与本身时空上的距离会产生一种疏远，将眺望误解为凝视，要消解这种疏远，需要“心通意会”，怀一种“了解之同情”。《读书》1999年第2期刊登杨念群的《“常识性批判”与中国学术的困境》，对这场学术交锋做了总结，反对对何伟亚著作的所谓“常识性评判”，认为应该“对‘后现代’研究方法予以同情性的了解，就是要试图把现代性附加于我们身上的支配痕迹与历史原有的痕迹区分开来”，这样后现代方法才可能有“启示和贡献”。葛兆光认为以上两篇文章的发表，“似乎很有象征意味，象征着西方的后现代历史学已经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大陆的学术界”

（三）“全球史”转向

美国中国学界除了受到后现代史学的影响，还受到全球史的影响。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是全球史学术实践意义上的奠基之作。美国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多卷本《现代世界体系》引起很大反响，他用世界体系代替国别和民族体系的创举引起了学界的讨论。

方兴未艾的“全球史”正呈沛然莫御之势，给历史研究提供了别具一格的研究视角、兼容并包的价值取向和多元化的研究课题。在研究方法上，全球史跨越国家地区、跨越民族文化、跨越学科领域，既注意整体把握、求同存异，又注意局部互动、发现联系。美国中国学研究受到全球史的影响，开始对周边乃至全球和中国的跨文化互动给予关注，反思和试图超越“中国中心观”。例如，美国中国学家孔飞力的《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就是受到全球史影响而进行的一次重要的史学实践。在该书中，孔飞力把中国的移民史放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中，并把近现代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分为“渐进性阶段”和“革命性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无论是早期殖民、大移民时代还是后殖民时代，华人移民都深深受到世界局势变化的影响。海外移民史的研究，也给孔飞力提供了新的契机，“使他得以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考察融为一体，在更开阔的视野下审视中国历史和中国人”。

孔飞力的学生卜正民(Timothy Brook)主编的六卷本《哈佛中国史》是近年来美国中国学者对中国最新的通史性认识，提出了由经济结构、政治秩序和文化圈组成的东亚世界体系的看法。卜正民本身就是全球史的实践者，他的《维梅尔的帽子》、《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都是全球史的杰作。在《哈佛中国史》中，卜正民撰写的“元明卷”不但从环境史的角度，把元明放在全球的小冰河期的背景下进行讨论，而且摆脱了以明朝为中心的一般思路，而是把明朝放在南海世界经济体中进行考察。明朝通过这一具有一定程度自发性的而又内部协调的贸易区域，最终融入全球经济中。

以彭慕兰和王国斌为代表的美国加州学派的经济史研究带有鲜明的全球史特征。1998和200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和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这两部著作的翻译、出版，对国内的全球经济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李伯重是国内全球经济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他在2000年出版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一书，采取全球视野，通过与近代早期英国工业发展的情况进行对比，探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问题。他在2017年出版的《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一书中，探讨15世纪末至17世纪即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特征，并将其总结为“火枪”和“账簿”，从而进一步展开了对全球军事史和全球物质文化史的研究。樊树志也是国内较早关注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学者，他于2003年出版《晚明史》一书，指出晚明处于地理大发现之后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从全球化视野考察晚明时期的中国，给人以更多启发。

二、落地生根：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理论、范式与国内实践

40年来，美国中国学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对国内史学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国内史家受其启发，在一些学术领域借鉴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与国内的区域社会史研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在美国中国学界日渐兴起，出现了一些有影响力的研究中国地方社会史的作品。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跨学科交流使得一批社会学概念进入历史学领域，其中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是在美国中国学界被广泛运用的一个概念。

比较早运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是玛丽•兰金(Mary Backus Rankin)，她在1971年发表的关于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精英的研究著作中使用了这个概念。此后，萧邦奇(R. Keith Schoppa)关于20世纪早期浙江精英的研究、玛丽•兰金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浙江士大夫的研究、罗威廉对19世纪晚期汉口的研究，多是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在中国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在原生语境中，“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具有复杂的意涵，哈贝马斯本人在使用“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时，在特定意义上将该词用作资产者公共领域的简称，历史特定性太强，无法指导对中国的分析；宽泛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又呈现不同的形式并涉及国家与社会之间不同的权力关系，很难真正适合中国。因此罗威廉等人的作品发表以后，在美国中国学界引起了很大的讨论。

1993年第2期的《现代中国》(Modern China)，发表了一系列论争文章，其中提出批评最厉害的是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他认为使用“公共领域”这个概念来研究中国社会是不恰当的，因为“尽管自1900年以来公共空间一直在不断扩大”，但“国家的强制权利也在持续地扩大，而绝大多数中国公民看来主要是按照义务和依附而非权力和责任来理解社会存在的”。不过早期使用“公共领域”概念的学者，比如玛丽•兰金和罗威廉，都是针对中国社会本来存在的现象，并不是照搬哈贝马斯的概念。罗威廉指出，晚清帝国存在诸如“制度化了的公共资金，公用事业和公共管理”、“都市化和‘公共事务’的集体讨论场所”、汉口的商业行会和慈善组织这样一些“自治组织”等经济特征，他认为“运用那些根据中国经验而产生的具有比较分析意义的范畴并依据这些范畴去衡量西方的经验，从方法论的观点看，这种方法也同样是一种有效的研究方式”。玛丽•兰金认为，“清朝时期中国的部分地区就有了地方性公共领域。这些中国的公共领域与现代欧洲早期出现的公共领域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们是国家—社会关系的产物，而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状态”。关于中国是否有过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这种情况不仅是由于对国家—社会关系的不同解释，而且是由于在中国的语境中，用西方的概念进行反思存在的困难”。

“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输入中国以后，国内学界也多有反思与运用。1989年，王永华发表《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近代汉口城市<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评价》一文；1994年，彭雨新、江溶发表《十九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积极意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简介》一文，这两篇文章对罗威廉的著作进行了详细的介绍。1996年，朱英发表《关于晚清市民社会研究的思考》一文，认为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虽然发挥了一定的制衡国家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主观努力的不足，作用仍比较有限。1998年，张志东发表《中国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现状与思考》一文，总结了罗威廉提出的“公共领域”等概念对中国社会史研究产生的影响。张志东将国内的市民社会的研究分为两派，一派为“文化派”和“思辨派”，以萧功秦、杨念群等为代表，他们从中西文化、中西历史比较的角度出发，辨析中西公民社会的差异，概括近代中国公民社会的状况和特点；另一派为“实证派”或“商会派”，以马敏、朱英为代表，他们主要将“市民社会”理论用于商会的研究中，借助这一新角度对商会进行新探讨。1993年，马敏、朱英出版了《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一书，是国内较早运用“市民社会”理论进行商会研究的成果。此外，马敏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朱英的《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都是运用“市民社会”理论与方法探讨近代中国商会的学术著作。

在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过程中,士绅阶层的历史作用凸显出来。国内学界一些学者开始把士绅及其绅权放到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之间的联系、放到官与民之间的沟通中去考察。在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有学者运用“国家—社会”理论框架来突破传统的制度层面的分析。在宗族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于国家力量和民间社会力量的交织中探索宗族发展的新趋向。

2002年8月，“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九届中国社会史年会召开，许纪霖提交《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原初形态及其演变》一文，随后发表《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一文，他从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历史演变研究入手，以上海为例，分析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形成的思想本土渊源、历史形态和舆论功能，并通过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观念的比较，探讨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普世性和特殊性。2005年，闵杰对十年来的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并提出要把社会阶层、社会团体和社会运动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全面地看问题和动态地考察。

尽管国内学者对于美国中国学界“市民社会”理论的借鉴不统一，但足可以看出其对国内社会史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受到“市民社会”理论影响而形成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开拓了新视野，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与方法。

（二）“过密化”、“大分流”理论与国内的经济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美国中国学家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理论，对国内的经济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86年，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在国内出版，书中描绘了三个世纪以来华北小农经济“内卷而又分化了”的过程，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和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使小农家庭陷入内卷化。1992年，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在国内发行。在该书中，黄宗智进一步明晰了“过密化”（或“内卷化”）的概念。他以长江地区的农业发展为例，指出中国近代农业的发展存在着“过密化”的特征，人口增长带来的总产出的增加是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这种“过密型增长”属于没有发展的增长，不会产生把农村引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变化。

黄宗智的理论一经引进就在国内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关注，《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至1994年第2期），开辟专栏对黄宗智的研究连续展开讨论。1993年6月，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组织“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学术研讨会，“过密化”理论成为会议讨论热点之一。同年9月、12月，《中国经济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和《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又分别组织召开两次专题讨论会，对黄宗智的观点进行深入探讨。对于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赞成反对之声皆有。前者以吴承明为代表，并将“过密化”推至宏观层面。后者则主要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是反例，如侯杨方所研究的盛泽和秦晖研究的关中均与“过密化”相龃龉；二是对“过密化”理论进行修正，如行龙用“技术农作物”、“亦农亦商”、“以副补农”来使农业发展的标准变得多元化。

2000年，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在美国出版，该书将中国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欧洲的经济发展相对比，指出在19世纪以前的两三百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欧洲差距并不大，只是到了19世纪以后，由于殖民地的建立和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这两个偶然因素，中国与西方的发展才逐渐拉开差距，“大分流”才出现。以彭慕兰等人为代表的加州学派所提出的“大分流”理论是对中国传统经济的进一步解释，“大分流”否认黄宗智所说的“过密化”的存在，在美国学界引发了多方争论。

“大分流”理论力图在全球史视野下，摆脱“西欧中心论”，进行比较经济史研究，强调比较和“互反比较”，承认“工业化与前工业化的世界之间有一个极大的断裂”，例如彭慕兰的著作将中国的江南地区与英国的发展相比较，这也催生了比较经济史学的进一步发酵。围绕着“大分流”，在广义新经济史学中的现代比较经济史学方法及其早期成果的影响和激励下，许多国内研究者纷纷开展了对中外经济史上重大问题的新探索。2012年8月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举办“中西经济大分流：历史比较分析”国际学术研讨会，2017年11月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与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举办“大分流与货币金融制度变迁学术研讨会暨中财大第三次经济史论坛”，这些会议的举办也展示了“大分流”理论在国内的不断回响。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加州学派的一员，国内学者李伯重亦是运用“大分流”理论的代表人物。2000年，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一书出版，他采用比较经济史方法，把英国模式与江南模式相比较，强调“如果没有外部因素介入，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不会导致近代工业化”，提出“江南道路”和“江南早期工业化”的概念，明确指出资本主义萌芽不宜用来指导明清江南经济研究。李伯重的这些研究对于国内经济史研究来说是一大创获。“斯密型增长”是“大分流”争论中的焦点问题，彭慕兰等学者认为近代早期的中国和欧洲均存在“斯密型增长”，黄宗智等学者则认为近代早期以来的中国农村只存在“过密化”而非发展。关永强认为，蚕丝业和织布业等近代中国乡村工业的发展情况，体现了市场或者“斯密型动力”的推动作用。近代中国乡村工业中的“斯密型增长”，提高了边际收入和人均收入水平，并不存在“过密化”状况。彭南生和严鹏则转换视角，从重工业角度来重新审视“大分流”，认为大分流可以提前至16世纪。自16世纪起，中国的重工业特别是机床工业技术开始落后于西方，并制约了中国工业革命产生的可能性。

（三）“施坚雅模式”与国内的城市史研究

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是美国著名中国学家，长期致力于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区域与城市研究，他结合人类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构建了著名的“施坚雅模式”，在国际学界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1964-1965年，施坚雅在《亚洲研究杂志》上发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文，提出“中国集市体系”理论，主要用来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初步奠定了“施坚雅模式”。1977年，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的晚期城市》一书出版，他在书中提出了“宏观区域理论”（也被称为“巨区理论”），主要用来研究中国的城市化，从而完善了“施坚雅模式”。施坚雅借鉴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这一理论将提供商品和各种服务功能的城市或城镇作为“中心地”。施坚雅进一步界定了“中心地”，即认为它是一个履行重要中心职能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的职能）的聚居地，“就中华帝国晚期而言,所有行政城市都是中心地,所有有一个定期市场的市镇也都是”。施坚雅将城市“中心地”置于区域研究的背景中，根据河流水系、山形地貌及市场层级将中华帝国晚期划分为“东北、华北、西北、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岭南、云贵”九大宏观区域。施坚雅的宏观区域模式，打破了传统的行政区划的做法，为中国城市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模型。施坚雅将城市社会的发展纳入一个总体范畴中进行叙述，一改以往对城市史研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分别讨论的做法，为国内的城市史研究打开了新局面。

早在1980年，施坚雅的著作还未被译为中文发行之前，在陈桥驿的推荐下，《杭州大学学报》刊发了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秋山元秀和陈桥驿关于《中华帝国的晚期城市》的评论文章，这是施坚雅作品在国内学界的首次亮相。1985年，陈桥驿发表《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文，对施著进行详细介绍。史明正1990年发文，认为韦伯之后代表西方“中国城市史研究成果的理论支柱是施坚雅的区域学说”，“施坚雅对于中国城市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首次提出的宏观区域学说”。1991年，施坚雅编著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在国内出版，引起很大反响，许多学者对施坚雅的论著及其模式进行讨论。2004年，《近代史研究》刊发一组对“施坚雅模式”进行述评的文章。

“施坚雅模式”对国内学界更深层次的影响体现在具体的史学研究实践，例如王笛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就深受施坚雅模式的影响，该著选取施坚雅九大巨区之一的“长江上游区域”作为研究对象，据作者所言，“是受到了施坚雅研究极大的启发”。有学者指出，王著“详尽分析了有清一代长江上游地区的区域贸易、城市系统与市场网络，包括集市的作用与功能、市场密度与农民活动半径、高级市场与城镇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是“迄今为止，大陆学者依循‘施坚雅模式’从事市镇研究最为典型的例证”。又如，王卫平在《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一书中，运用施坚雅模式，以市镇为中心地，将江南区域的市场分为三个层级，即标准市场、中间市场与中心市场，作为各级市场中心地的市镇，也相应地分为标准市镇、中间市镇、中心市镇三个层次，对明清时期江南城市的繁荣与市场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三、启示与展望：努力构建本土学术话语体系

在系统梳理和探讨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变迁及其国内回响，以及近四十年来美国中国学对国内史学实践影响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对美国中国学研究不断出新的深层原因进行探究，有必要对运用美国中国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研究的利与弊进行深思，并在探究与深思之后，对构建本土学术话语体系的尝试进行展望。

（一）美国中国学研究为何不断出新

美国中国学研究自二战后至今，在理论、范式和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富有创见与活力。探究其新潮迭起的深层原因，也许会给国内史学界某种启迪和借鉴。

美国中国学家深受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对其基本理论的借鉴和运用令中国学研究创见迭出。例如，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年鉴学派史学进入美国并产生深刻影响，美国中国学研究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转换也发生在这个时期，年鉴学派提倡的“总体史观”、“长时段”、“跨学科研究”、“问题史学”等理念对以孔飞力、魏斐德、裴宜理、柯文等为代表的第二代美国中国学家的研究影响深刻，并在他们的著作中得以充分体现。

美国中国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展现出鲜明的跨学科特征，从不同学科吸收营养，有助于理论和范式的更新。费正清所提倡的“区域研究”本身就是历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结合，带有跨学科的特点，而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相较于欧洲汉学研究而言是一次重大的范式转换。柯文明确指出“中国中心观”的特征之一就是“跨学科研究”。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和裴宜理的《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经典之作。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的晚期城市》（三卷本）是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和宗教学等许多学科的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果，柯文称之为“一种带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

美国中国学研究带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特性，所以能够提出一些切中肯綮的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的重要问题。美国中国学一出场就对欧洲汉学的研究路径做了重大的背离与转换，研究由“纸上的中国”转向“现实的中国”，由“过去的中国”转向“现在的中国”。费正清和当时的学者所关心的两个主要论题，一是为什么中国社会在长时期内没有产生像西方那样的革命性的变化，譬如资本主义的兴起；二是中国在近代开始变化以后，又为什么是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取得了政权。前一个问题“与现代化理论有密切的关系”，而后一个问题“则突出了中国研究的现实意义”。

美国中国学家有很强的反思精神，使得他们不断超越前人的研究，提出新的理论、范式和方法。美国中国学家具有强烈的反思与批判精神，如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就极具反思和批判精神，既体现了作者对自我、对自己的老师、对所处学术共同体的反思和批判精神，也体现了对既有学术范式的反思和批判精神，正如朱政惠所指出的，“这是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学术反思”，而“形形色色的总结和反思是美国中国学发展的重要助推剂，其批判和引领作用显而易见”。

（二）借鉴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利与弊

近四十年来，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理论、范式和方法，对国内的史学认识和史学实践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那么运用美国中国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研究的利与弊是什么？

美国中国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和理论方法的更新给国内的史学研究带来了很多启迪和新的气象，不断拓展史学家历史思维的空间，打开观察历史的视角，提出新的问题，丰富分析历史、解释历史的体系。如从“冲击—回应”、“传统—现代”到“中国中心观”；从“帝国主义”到“后殖民主义”；从“革命”范式到“现代化”范式再到“后现代主义”；从“西方中心”到“东方主义”再到“全球化”；从经济“过密化”（“内卷化”）到“大分流”；从“公共空间”、“市民社会”到“权力的文化网络”；从“区域研究”到“时空双向交叉比较研究”；从“汉化论”到“新清史”等等。

研究范式与理论方法的转换、更新，拓宽史学研究范围，扩大研究主题，开拓新的史料来源。如“后现代主义”瓦解宏大叙事，颠覆对历史的传统认识，“新文化史”视角下移，关注下层民众，因此史家关注的对象不再仅仅是社会精英，普罗大众、民间百态开始进入史家的视野，那些过往被忽视、被湮灭的声音开始被聆听，同乡会、帮会、纱厂女工、黄包车夫、警察、职员、艺人、妓女、乞丐、袍哥、公园、茶馆、街道等成为史家研究的主题，而报纸、杂志、日记、诗词、小说、戏曲、民间故事等文学资料和照片、画报、电影等图像资料都成为史家研究的资料。

美国中国学的理论范式、研究方法既有值得借鉴的一面，也存有一些问题。

首先涉及范式与史料之间的关系。史学研究的方法包括归纳方法和演绎方法，其中演绎方法是“由理论到事实，应用到历史研究上，是先建立一种史观或假说，由此史观，由此假说，以寻求符合其说的史实”，运用理论范式去寻找史料建构史学解释的方法其实就是演绎的方法。在现有预设的框架下去寻找史料，可以指引史家在纷繁复杂的史料中理出线索，然而也容易为了符合预设体系而对史料削足适履。美国中国学家有很强的理论创造力，但由于语言与文化的隔阂，他们对史料的掌握往往有所欠缺，有时他们得出的结论未必符合中国实际。例如，施坚雅就因为在其著作中大量使用二手资料而被人诟病，他所得出的关于区域和市场的具体结论也遭到了一些中国学者的挑战与批评。

其次，涉及美国理论与中国现象之间的关系。黄宗智在《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一文中指出，中国明清以来存在诸多悖论现象，如果我们从实际而不是从西方形式主义的理论出发，便会看到中国社会存在许多悖论现象，而由此出发，便会对西方主流理论提出质疑。正是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萌芽论”的质疑，从中国的现象出发，他提出了“经济过密化”理论。

（三）如何应对西方话语体系

如何处理中学与西学、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是困扰、撕扯中国知识分子近两个世纪的难题，“一身处新旧之间、两脚踏东西文化”曾一度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写照。那么处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应该如何面对属于西方话语体系的美国中国学的理论呢？应如何努力构建本土学术话语体系？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是对国内学界理论创造力的呼唤与期盼。

首先，应该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要盲目排外，也不要盲目引用，要在自信的基础上理性对待。黄宗智对理论运用的四个陷阱提出告诫，即“不加批判地运用，意识形态的运用，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主义（包括中国中心主义）”，这些都值得我们反思。其次，要提出属于我们民族的、时代的重要问题。瞿林东指出，在中外史学交流，或者说在中外史学“对话”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史学工作者“能否提出具有宏大主旨的问题”，我们不仅有必要“回应”,也有必要学会倡导；不仅有必要“跟着走”,也有必要争取“领着走”。 第三，要努力构建本土话语体系。王学典指出，“中国有着和西方完全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社会生活、语言符号。从根本上讲，中国的确需要另一种话语系统来讲述，来表达。但近百年来，由于受制于我们所移植的人文社会科学整体框架，我们都是竭力在追逐西方，用西方模型、西方话语来表述和表达中国，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紧张”。“中国学界目前已经到了一个转变的关键时刻、重大时刻，这就是从出材料、出文献、出数据、出案例、出调研报告，向出理论、出思想、出概念、出话语、出方法论的转变，从实证向实证与思想并重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