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正在“化”为一体，而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却大行其道，这一错位清楚折射出当今史学研究的“不合时宜”。近二三十年间，在后现代史学的冲击下，宏大叙事的历史备受质疑，微观史却独领风骚。在世界范围内，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微观史都已成为汤汤主流。但是，泰坦尼克沉没了，并不代表主宰大海的就该是小舢板，当史学家们沉溺于对各种各样的微观史的自足时，蓦然发现，历史书写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克服宏大叙事的陈腐与过时，而是如何纠正微观史的琐碎和局促。当史学著作的版面大多为日常生活史、小历史占领之后，人们已开始为史学再不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焦虑。细部的历史越来越清晰，而整体的历史却越来越混沌，是今天中国历史研究的真实写照。诚然，微观史并不等同于“碎片化”，但选题一味求小，研究领域愈发狭窄，重叙事重考证轻阐释等现象的大量存在，又确实让当前的史学难避“碎片化”之嫌。用存在严重的“碎片化”来形容中国史学研究的基本生态，并非耸人听闻。当今中国史学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失重和失语，其深层原因都可归咎于“碎片化”的流行。在“碎片化”的视野中，历史像一颗摔碎的油珠，再也无法聚拢起来。改革开放后，从结构和整体上复建从西方话语中拯救出来的中国历史，是中国史学面临的最重大和最急迫的使命，而要完成这一历史性的任务，必须克服当前的“碎片化”倾向，加强宏观史研究，重构中国史叙事的宏大体系。

必须承认，“史学碎片化”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知识变迁。归根结蒂，它是形成于十九世纪的宏大叙事体系被后现代史学瓦解后必然出现的结果。旧体系被打破，而新体系还未及建立，在新旧交替的结合部，总是难以避免群龙无首的混乱与平庸。史学的“碎片化”状况，正是宏观历史理论更替前夜的“非典型状态”。这与自然界地震之后板块的破碎如出一辙。后现代史学最过猛烈之处，即在于扯断宏大叙事一以贯之的发展链条，将历史看成一堆碎片。在它看来，这些历史的碎片彼此隔离，既不受统一性的约束，也没有方向、目的和规律；只有细节和片段的历史，根本不存在总体性的历史；只有具体而微的历史，根本没有宏大的历史；历史绝不是人们臆想的那样秩序井然，而是充满了难以规范的混乱和不测。可以想见，在这种历史观的指挥下，历史研究除呈“碎片化”状态外，实在别无他途。

“碎片化”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自于二战之后兴起的民主化浪潮。民主化发现了下层社会的价值，而“民主化以及群众社会的登场，也在召唤者一种能从事说明更加广泛的各色人等和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各种条件的历史学”，“各色人等都在力图脱离更大的、传统的民族整体之外而确立自己的身份”。因此，史学的“碎片化”，也可以看做是历史学的一种民主化。“它包罗有更广泛的各色人等并把历史眼光从政治扩展到社会上面来”，[①]并推动历史学的主题从社会结构和历程转移到广义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上面来。

具体到中国语境，“碎片化”还有另外一个深刻的原因。自1949年政权鼎革以来，中国史学在意识形态的领引下转型为阶级斗争的宏大叙事。在极端政治的约束下，史学完全成为政治的婢女，主要功能沦为为阶级斗争作注疏，从而导致丰富多样的中国历史被掩盖、扭曲，甚至于将构成历史基本面貌的社会生活彻底排除。当改革开放放松了极端意识形态对史学的箍扼之后，社会史异军突起，宗族、家庭、婚姻、风俗、日常生活、社会心理等过去完全被遮蔽的历史场景纷纷进入史学研究的视野，微观史遂成为主流。微观史的繁荣是对过去那种僵硬的政治性宏大叙事的反抗，它本身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但是，由于缺乏对宏大问题的关注，或者说对宏大问题的关注远远与微观史不成比例，更由于微观史的写作越来越流于孤立化、表面化，因此无论从实际操作上，还是在观感上，微观史都不可避免地表现出“碎片化”的趋势。

微观史虽然凸显了历史的差异和人类的多样性，挖掘出过去较少为人所知的个人世界，具有补偏救弊的作用，但它无法克服一个致命的弱点，即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理解和诠释当今世界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变。它把自己孤立于更广阔的语境之外而把注意力只集中在历史的“琐碎”方面，只会导致历史学的繁琐化，甚至将历史书写退化成为传播逸闻轶事和发思古之幽情。对重大问题的失语和无力，是微观史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有一件事需要特别留意，即后现代史学在爆发之后迅速归于沉寂，与全球化步伐加快的时间节点正好重合。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后现代史学的式微具有多方面原因，但笔者以为，全球化趋势加剧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人们对全球化所提出的一些重大历史课题的关注，大大超越了对于后现代史学危言耸听的兴趣。历史学总要与历史本身共振，全球化开启了历史发展的新制式，它所引起的变动之巨，堪比地质时代地壳板块之间的组合与重构，自然也就要求史学以新视角新工具新理论对历史给以与之相应的解读。反映历史变迁的历史学当然要随着历史的峰回路转展现新姿。全球化在多大规模上展开，历史学就将在同等规模上展开理论的建构。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从长时段、大脉络来把握过去的历史。正如史家所言：“全球化已经成为解释我们时代最重要的关键。所有这一切都要求一种能够以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为研究对象的史学。”“研究全球化和跨文化冲突的影响下产生的复杂所需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念无法满足的，……微观历史学的实践也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因为微观历史学对于描述大规模的社会变化根本不感兴趣，……对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进行的研究所需要的方法必须考虑到我们大家曾经以及正在生活其间的这个世界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趋势”[②]。从历史进程上，全球化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宏大叙事，而全球史的方兴未艾，以及它从大跨度、大结构上对历史重新进行的体系化，都证明着宏大叙事式历史书写的生命力。

要回答中国是什么的问题，必须从宏观上入手。一个整体的中国，绝不是由一张张碎片缀补而成的，它需要宏大的结构作为支撑。不错，源自西方的宏大叙事已被证明不能解释中国道路，我们可以否定那个宏大叙事的结论，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否定那种叙事方式。这正如饭坏了，并不能否定盛饭的容器的正当性一样。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认清自己的历史面目。1902年新史学诞生之前的中国传统史学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1949之后，中国历史为西方话语所笼罩，常常为了适西方话语之履而削中国历史之足。所以，实际上，自从中国现代史学诞生之后，有关中国历史本身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没有在高度自觉的前提下得到系统的不受干扰的清理。古代中国在现代中国眼中的肖像，亟需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澄清来描绘。“五种生产方式”说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口径受到质疑之后，替代概念和理论框架的建构迟迟得不到突破性进展，是中国历史研究最大的无奈。重回中国历史本体的研究，让中国历史的躯体挣脱西方话语的“洋马褂”的捆缚，使中国史重返中国，推动国人在中国史实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整体发展的时序与规律，是中国史学的当务之急。

比如，有关中国社会形态的讨论，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自20世纪30年代，“中国封建社会”问题就一直为学界所关注，近年来，随着《“封建”考论》和其他相关著作的面世，这一问题更成为中国史领域乃至整个学术界讨论的焦点。“中国封建社会”问题讨论的实质，是对秦至清末社会形态性质的认定。如何指称这一时段的社会，直接关系到对这一社会的整体理解、描述和分析，关系到如何从全球文明史的高度来重新把握和复原中国文化的独特发展之路。时至今日，尽管学界在这一问题几乎所有的知识点上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由于缺乏统驭性的概念和综合，仍未找到一个从整体上来涵盖这一纵贯数千年、覆盖一千平方公里的大国在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概念，而不得不继续“名不副实”地使用“封建社会”这一遭到广泛质疑的名称。

与全球化的背景相契合，从“文革”到“改革”，中国社会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剧变，但三十年来，学术界一直未能解决一个与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紧密相关的时代课题，即这一转型是在怎样的历史基础上展开的，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如何对待中国的历史传统。上世纪80年代以来，虽有一些学者对此问题有所思考，但在时代学风的影响下，学界始终未能聚焦于这个重大课题。在中国迅速崛起之际，如何评价、诠释、承续这种崛起的历史文化根基，从而在理论上完成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衔接，这是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从历史学自身来说，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界理论探讨的演化大势可概括为历史理论逐渐让位于史学理论，对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追寻逐渐被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的拷问所代替。譬如，1949年之后的三十年，史学界热衷于“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则热衷于“历史认识论”等问题的讨论。在后一个三十年中，一些攸关历史进程本身的理论问题长期被束之高阁，乏人问津。这一局面导致一个有目共睹的后果，即在中国史几乎所有局部知识点上，近三十年都有长足的进步，甚至形成了一系列有颠覆性的认识，但在历史学的整体面貌上却未能实现根本改观。依然是“五种生产方式”，依然在前三十年所形成的基本认识上打转转。所以，只有重返历史本体，就若干攸关中国历史全局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才能摆脱“碎片化”的困窘。

历史学关注的焦点不仅要重回历史本体，还要重回宏大叙事的路数上去，在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急剧变革的进程中，尤其需要这样去做。处在“历史三峡”的中国，迫切需要那种能贯通古今的“大历史”。而能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贯为一体的，往往是历史发展的大脉络、大趋势、大线索、大走向。因此，当前的历史学必须往“大”处走，尤其要关注社会、经济、思想等方面的大规模变动，从整体上探究其演化动力及深层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多推进对历史的一般认识，更准确地把握历史全局，从而一扫当前史学那种一味求窄、求细、求小的拘谨姿态，把中国史学带入一个有长江大河般磅礴气势的新境界。

历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往往以理论创新为前提。“碎片化”背后，衬托着当前史学界宏观思维能力的枯竭和理论抽象思维能力的退化。以蓬勃发展的中国近代史而言，这些年的进步不少是由海外输入的理论模式来推动的，如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理论”、萧公权与周锡瑞等的“士绅社会”理论、罗威廉的“市民社会”理论、黄宗智的“经济过密化”分析、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及乡村基层政权“内卷化”的研究、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艾尔曼的“文化资本”解释方法等。抽掉这些来自海外的理论建构，中国近代史研究立刻会显露它在理论创新方面的贫困。没有理论，中国史学只能拘泥于考证，而无法对中国历史做出宏观性的解释。

正是因为缺乏理论，史学才会在当今世界一些重大问题上沦为看客。如果要枚举最近20年来社会科学领域最著名的著作，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及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肯定名列前茅。两部著作都是建立在对人类历史高度的理论概括基础之上的，都是在对历史深湛的解读之后展开现实和未来想象的，因此它们既是政治学著作，也可算作历史学著作。亨廷顿通过考察历史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来推演历史发展的道路，福山则通过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的假设得出“历史的终结”这一石破天惊的结论。两部著作在宏观的理论修养和宽阔的历史视野方面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亨廷顿和福山的工作，本可以由历史学家来完成，但在“碎片化”的历史研究中，这是绝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两部著作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说明，貌似被后现代思想所颠覆的宏大叙事仍然是人们展开历史想象的重要工具，历史学家如果只满足于在小块的田畦上耕耘，他的历史想象将无法超越他的作业边界，他也难以逃避由一个政治学家来给他示范如何从整体上研究历史的尴尬。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重返宏大叙事并不是要重蹈已被推倒的宏大叙事的覆辙，这里提倡的宏大叙事不再以西方为蓝本，不再以西方为中心。它将着力于中国历史进程本身固有的结构和动力，搭建符合中国历史道路的新结构和新框架。它不把历史建立在启示录式的形象化描述中，更不把历史当成一出单维的人类戏剧。它也不排斥微观历史，相反，它将牢固地依托于那些差异化的历史主体，在它看来，微观历史能给新的历史模式提供更广阔的语境。

原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