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都市文化报》2012年12月20日）

您能介绍一下山大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发展情况吗？它成立的初衷是什么呢？

往前追溯的话，山东大学发展儒学研究有十年历史了。2002年，我们成立了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以国学为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其性质和其他院校的国学院相差无几。后来又特地建立儒学研究中心，现在的儒学高等研究院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儒学高等研究院是完全独立于其他院系的科研机构，有自己的招生计划和科研任务，全院现有教工64位，其中教授28位。

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建立有两个初衷。

一是服从于学科建设的需求。山东大学人文学科建设有个顶层设计，就是要优先发展儒学。山东大学发展儒学研究可谓占天时、地利与人和。天时：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确定了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基本方向，加上国际上新古典主义复兴、国内国学复兴，这是国学尤其是儒学发展从未有过的一个历史机遇。地利：山大地处孔孟之乡，在孔子的故乡研究儒学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在孔孟之乡研究儒学，是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没有的优势，是其他任何大学不可复制的。人和：山东大学全校上下对儒学研究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学校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把儒学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而这也得到全校绝大多数教职员工的认同与支持。有这三重优势，山东大学的儒学研究必将别开生面、再创辉煌。

二是服务于民族复兴的需要。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而民族的复兴必须有文化复兴为支撑。历史证明，大国的崛起没有文化为纽带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世界历史上像波斯、蒙古、奥斯曼帝国等大帝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根本原因。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曾中断、完整发展下来的就是中华帝国。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华帝国虽几经沉浮，却依然屹立在中华大地上，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有儒学这一强有力的文化纽带。现在我们处在民族国家复兴的关键期，必须重新打造中国的文化纽带。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山东大学才勇担这一历史重任，积极致力于推动儒学研究，努力为民族的复兴、为文化的繁荣、为中国的崛起作出自己的贡献。

请问山大儒学研究院的特色是什么呢？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有六个研究所，中国文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所、中国史学研究所、经学小学研究所、古典文献研究所、民俗学研究所，可以说，山东大学是在儒学符号之下研究中国的古典学术。任何一个大学的学术研究都包含两方面，一个是基础研究，另一个是和现实互动的研究、思想的研究。山东大学永远不会放弃对思想的研究，但我们的优势在基础研究，即文献研究、经典文本研究。最近我们制定了一个比较大的研究规划，就是要加大对儒学的基础研究和现代儒学研究，《中华读书报》、《光明日报》（国学版）、《人民日报》都作了系列报道。现代的主流儒学界，主要研究宋学，研究大的思想理论问题，比如如何重建中华民族的道德伦理等。实际上儒学包含两个方面，宋学和汉学，我们现在缺乏的是汉学内容。宋学重“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主要谈思想；而几千年的经学则是宋学发生的基础，很多人往往忽视这个基础，只强调宋学。所以我们儒学研究院组建之后，提出汉宋并重，既研究汉学，也要兼顾宋学，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突出我们的优势——经典文献的研究。

您能简单介绍一下你们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吗？

我们现在的研究总的名称叫“儒学基础研究大系”，主要包含以下几个研究内容：

一是《十三经注疏》汇校与点校。近数十年来，人们对儒学及传统文化尤其是经学比较轻视，认为经学是老古董，是反动的东西，所以经学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十三经注疏》是中国经学史上汉唐经学成就的代表，与《二十四史》共同构成传统典籍的骨干，历来受到传统学术学习和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四史》已经由国家组织优秀学者整理出版了迄今最好的点校本，然而代表当代最高学术水准的《十三经注疏》的版本却没有同时产生。《十三经注疏》汇校与点校工程就是希望通过发挥儒学高等研究院古典学术研究尤其是在古籍整理领域的优势，去填补这一学术空白。作为儒学高等研究院的破题和开局之作，其最终的标志性成果是出版一种与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相匹配的《十三经注疏》点校本，从而结束迄今为止《十三经注疏》没有权威定本的历史。

二是《集部儒家文献粹编》。“集部”实际上蕴藏了大量的儒家文献，而迄今为止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比如韩愈的文集中有大量的儒学文献，实际上不光韩愈，历代学者文集中都潜藏着对儒学研究非常有价值的大量文献没有得到系统的开发和利用。《集部儒家文献粹编》就是要选出“集部”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加以点校。

三是《儒家史论文献汇编》。“史部”中不只包括“二十四史”，还有别集、地方志、制度史等都存在大量儒家的史论，“二十四史”除《史记》外（《史记》思想庞杂，很难说司马迁思想是儒家的），从《汉书》到《清史稿》，一直是儒家思想在指导修史。在和《二十四史》相并行的“史部”文献中，也潜存着很多的史论文献。我们这个项目就是要把散落在各个部分的儒家史论文献汇集起来，看看儒学的观念是如何指导古代修史的。

“经部”、“集部”、“史部”这三部分是我们院的项目，另外还有专门针对“子部”的国家项目“子海”。有媒体说我们要打造现代版的新四库，这话大致可以反映我们的意图，即在经、史、子、集上展开我们的工作。

此外，还有“百年儒学精华系列”。我们将全面盘点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就，系统整理这一世纪儒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将会奠定未来儒学研究的基础。

山东大学以“文史见长”，实际是古文古史见长、古典文献见长，我们要发扬光大山大的这个传统。

您在《倡导一种对待国学的理性态度》一文中说，以儒学为代表的国学，其存在的基本价值，今天看来主要是为了应对一个短缺社会、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所带来的问题，它的全部设计，它的基本原则都是为此而来。如何使一个短缺社会能够正常运转，是中国的历代思想家们所面对的基本问题。中国文化的核心为何是秩序、是义务、是群体、是家族，而不是权利，不是个性，不是自由，就在于它所维系的，是一个短缺社会的基本秩序。而在当今的市场经济社会，儒学的价值在哪里呢？

我的确写过这样一篇文章来倡导对国学的理性态度。社会上流行这样一种趋势：国家发展一旦面临问题，就有人高喊儒学救国或国学救国。看待这些问题首先要回到儒学、国学本身。儒学可分为两方面：作为政治的儒学和作为伦理的儒学。前者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强调集权，扼杀个性，这是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偏好。作为政治的儒学，历史已经证明它无法救中国，不然我们就没必要引进西学。在现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社会、工商社会，儒学在政治方面的意义必须重新考虑和评估。当然原始儒学的民本思想、民本观念与现代也有契合之处，比如孟子特别强调民贵君轻、讲究君臣对等——“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但发展到后来光强调义务不强调权利，只有专制主义、政治集权，没有个性、没有民主。现代还有一些人，在学术界企图恢复政治儒学，希望藉孔子对儒学的设计对政治进行设计。这是当代部分学者的意见，我刚才说要倡导理性态度，即对这部分学者而言。

而伦理的儒学具有的普适价值是必须坚守的。三纲应该抛弃，五常应该坚守。伦理的儒学强调操守、君子人格，这和近百年来我们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流血，强调暴力和革命文化是不相融的，所以一直被否定，现在儒学强调纠正革命文化的后果有它的价值。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出现非和谐的成份，用儒学来纠正不失为一个出路。

总而言之，作为政治的儒学和作为伦理的儒学应加以区分，作为政治的儒学应受到严厉的审查，而作为伦理的儒学有很大的价值，主要是要继承而不是批判。儒学最高的目标是要我们都做一个君子，这有利于社会治理，有利于人与人的平等和谐相处。这个观念对当前的中国有特别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强调斗争、强调阶级对抗的革命文化后遗症背景下，有它的价值。

您在接受山东大学校报记者采访时曾说“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建设面临的诸如信仰缺失、道德危机等问题进一步彰显了儒学的社会价值”；而您在《倡导一种对待国学的理性态度》一文中又说“传统社会的人们，总是将海晏河清、天下太平的希望寄托于内圣外王的君主，而不是寄希望于发展、完善促进社会发展的政治法律制度，中国古代社会讲究的是德治、礼治、人治，而非法治。” 那么请问倡导国学中所包含的“中道”、“和谐”、“忠恕”、“节欲”、“兼爱”、“非攻”等具有普世价值的精神和完善法律制度的建设哪一个更重要、更急迫呢？在制度建设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全社会掀起这么一股国学热来强调“道德”这么一个“虚”的事情，是不是会对制度建设造成消极的影响呢？

我认为法治建设应放在首要位置，但一个社会要长治久安，光靠法治不行。古代讲“文能治国、武能安邦”，一手霸道、一手王道。法治与王道伦理有同等的重要性，需要同步推进。不能说今天法治重要，就可以忽视道德伦理的建设。我们既要重视制度建设，也要高度重视伦理建设。要充分认识到中国是几千年的伦理社会，有大量用伦理来管理社会的经验，为什么不开发好这个资源呢？

儒学是在一个物质短缺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儒家的很多观念都与此有关，比如《论语》里说“有酒食先生馔”，说侍候父母时，让父母先吃，实质是食品供应不足，所以宁愿自己挨饿也要孝敬父母。而现代社会已经基本解决温饱问题，这个情况也就不复存在了。又比如“父母在不远游”，也是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然而进入高度流通的现代工商社会，这样的原则也没有必要去坚守。当前社会养老、敬老怎么解决，一定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原则，比方说建立养老院。与此类似，儒学的很多原则都受到挑战。看到这些问题，再原封不动照搬儒学治国、管理社会，肯定行不通，但儒学对于移风易俗、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有很大价值。当前儒学、国学的复兴，不光是学术的诉求，还包含价值的诉求，人们希望用儒学、国学的价值来重振社会伦常。简言之，传统社会治理靠道德，现代社会主要靠制度，但道德伦理仍将是一个积极有益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