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是清朝乾隆年間敕修的一部規模宏大的叢書，《四庫全書總目》是修書過程中產生的一部提要目錄。這部《總目》多達二百卷，是閱讀研究中國古籍的最重要的向導。

為什麼要修《四庫全書》？盛世修書，是中國的傳統。從周代開始，就希望在治理國家方面從文化上有所表現，所以周公有歷史上稱道的“制禮作樂”。三國時魏文帝命令大臣修類書《皇覽》，分四十馀部千馀篇，達八百馀萬言。南朝梁武帝敕修類書《華林徧略》七百馀卷。唐太宗敕修《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這些大書都失傳了。傳世的大書有著名的宋四大類書：宋太宗敕修《太平廣記》五百卷、《太平御覽》一千卷、《文苑英華》一千卷，宋真宗敕修《冊府元龜》一千卷。明代永樂皇帝詔修《永樂大典》，希望越大越好，他親自過問皇家藏書，建文淵閣以儲之。《永樂大典》作為永樂皇帝重視文化事業的標誌物，成為中華民族文化遺產中非常值得驕傲的一部大書，儘管它在庚子事變中已被破壞，存世僅百分之四，但風采依然不減。

清代康煕皇帝詔修《全唐詩》、《佩文韻府》、《康煕字典》。康熙皇帝的第三子成親王胤祉的門客陳夢雷修了一部一萬卷的大書《古今圖書集成》，雍正四年用銅活字排印，達五千二十冊。都是具有重大歷史影響的文化遺產。

乾隆皇帝是一位非常有作為的帝王，有所謂“十全武功”，怎樣在文化上超越前代，怎樣超越他的祖父？這個問題自然會提到面前。

那麼，修《四庫全書》這個想法是怎麼來的？歷史上認為有兩位學者的貢獻不可埋沒。一是周永年，二是朱筠。

周永年為修《四庫全書》作了理論上和框架上的準備。周永年是山東歷城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從年輕時就喜歡讀書、藏書。他是一位非常偉大的人物，因為在二百年前的乾隆年間，他就想辦一個圖書館。他聯絡曲阜的大學者桂馥，北京大興縣的大學者翁方綱，把家裡的書拿出來，辦了一個“借書園”，主要的書都是周永年節衣縮食購置的。在中國兩千年的歷史上，願意借書給人看的，不乏其人，但是，不願借書給人看的，卻占絕大多數。甚至有的人在書上蓋上一方印： “借與鬻人為不孝”。錢謙益絳雲樓為當時海內私人藏書之冠，後來一把火燒了，他的朋友曹溶（秋岳）去安慰他。他告訴曹溶：“古書不存矣！”曹溶批評錢謙益：“片楮不肯借出，僅有單行之本，燼後不復見於人間。”可是周永年不同，他要主動借書給人看。他自己這麼辦還不行，還想出個辦法加以推廣，他寫了一篇文章，叫《儒藏說》。文章緣于明代學者曹學佺給藏書家徐火勃的信，信中說：“釋、道有《藏》，獨吾儒無《藏》，可乎？僕欲合古今經、史、子、集大部，刻為《儒藏》。” 曹學佺是想編刻一部大叢書，叫《儒藏》，周永年則認為《儒藏》應當作為一種類似圖書館的形式而存在，他希望“千里之內有《儒藏》數處。”好學之士可以到這裡讀書。各處《儒藏》內容一致，也就是一個固定藏書體系，然後備取活字一套，一個地方少了什麼書，用別的地方的書活版排印補上，各處互相呼應，互相補充，永遠也不會讓書消亡。他的設想即使在今天也不落後，那時沒有互聯網，如果有，周永年會第一個宣傳互聯網。周永年寫成《儒藏說》，就到處宣傳推廣，當然根本問題是經濟問題，他是不可能辦成這麼大的事業的。但是他宣傳的《儒藏》是一部包含經、史、子、集的大叢書，要藏在多個地方，內容是一致的，換句話說是一式多份，藏在多處，而且是供人閱讀的。所有這一切，都與後來乾隆皇帝敕修的《四庫全書》有很大程度的相似，這絕不是偶然的。周永年爲什麽被徵調到四庫館里去修書，又爲什麽能成為三百多位館臣中的四大骨幹成員，這與他到處散發《儒藏說》有着顯而易見的關係。所以學術界認為周永年《儒藏說》為《四庫全書》作了理論和框架上的準備。

朱筠是《四庫全書》的直接引發人。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皇帝下旨，要求各地總督、巡撫、學政獻書。目的是為了豐富皇家藏書，備學習研究之用。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帝舉到一部大書，那就是《古今圖書集成》，他認為這部書“極方冊之大觀”，是歎為觀止的鴻篇巨制。但是乾隆皇帝也實事求是地指出它的不足，那就是“因類取裁”，“不能全載原文”。他認為這樣就使許多書失去全貌，無法看到它們的全部。所以，他要求各地獻書，以達到“副在石渠，用儲乙覽”的目的。他認為只有通過這些原書，才能“沿流溯源，一一徵其來處”。總之，這次要求各地總督、巡撫、學政搜集圖書，是供充實皇家藏書的，沒有明確要修一部大書的意向。

乾隆的諭旨下去以後，應者寥寥。原因是皇帝下詔求書，是中國的傳統，乾隆即位後第六年也下過詔書，要求獻書，也是說要“廣石渠天祿之儲”，豐富皇家藏書。官員們理解為不急之務，所以沒怎麼當回事。乾隆皇帝這回是認真的，所以，在當年十月十七日下文批評了。他說，下旨快一年了，“曾未見一人將書名奏錄”，要求快快辦理。各地總督、巡撫這才認真起來，同時也就有人積極提出建議，其中安徽學政朱筠提出了最重要的意見。那是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朱筠建議開館校書。他的建議主要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各地獻書，由官方抄寫副本收藏，原書發還。二是每校一書，要寫提要一篇，仿照西漢劉向、宋代曾鞏的老辦法。三是建議把明代《永樂大典》中所收不經見的書，一個片段一個片段地抽出來，重新編成一部部單獨的書，抄成副本，使丟失的書重新恢復起來。這項工作叫“輯佚”。朱筠的建議經劉統勳主持軍機處討論，開始執行，而且從《永樂大典》輯佚書入手。乾隆皇帝不斷增派專門官員負責，由軍機大臣劉統勳直接管理。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乾隆下旨：“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二月二十八日開始為“辦理四庫全書處”專門開飯，派福隆安辦理。這樣，四庫館就算正式開起來，成了常設機構了。這個機構開始叫“辦理四庫全書處”，後來叫“四庫全書館”，簡稱“四庫館”，這些稱呼都見於乾隆諭旨。從歷史記載看，朱筠是修《四庫全書》的引發人，但乾隆皇帝仍是《四庫全書》的直接促成者。乾隆在位六十年，修書近八十種，作文一千三百多篇，寫詩四万一千多首，他十分自覺地希望從文化上作出傳世的成就，這是他逐步醞釀出修一部大叢書計畫的內在原因。

《四庫全書》是怎樣纂修的，也是讀者感興趣的問題。《四庫全書》是一部大叢書，收書約三千五百種。叢書就是把多部書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套大書，這套大書所包含的小書都保持著自身的完整性，不被拆散。這就與類書不同了。編類書是為了方便查材料。比如在清明節想寫點關於清明的文章，需要關於清明的來龍去脈的材料，關於清明的詩文材料、民俗材料，一查類書，可以找到一大批，顯得旁徵博引，學問大極了。但清代興起了考據學，要求更高了，認為類書不是真學問，要求對古書有更系統更深入的認識，乾隆帝對《古今圖書集成》不滿意就是這個原因。他下令購求圖書，正是要搜集更多的完整的原書。在這一點上，他和周永年、朱筠有著很大的共同點。從某種意義上講，修《四庫全書》有著一定的歷史必然性。

但是，怎麼修法，周永年要修《儒藏》，他幹不成，因為沒有財力。乾隆帝有財力，可是還需要人才和圖書資源。從學術發展看，當時的人才隊伍能夠支撐這一文化工程。那麼收集圖書，真正編一部集大成的大叢書，就不那麼容易了。

由於清初以來屢興文字獄，更由於私人藏書，世代相傳，不願外借，所以各地官員動員起來了，還不足以辦成，還要做私人藏書家的工作。乾隆帝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一再宣稱，抄完副本原書發還；獻書的，他挑選善本題詩作跋，風風光光送還原藏書家；派地方官員到家中動員說服；對獻書多的如浙江鮑士恭、范懋柱、汪啟淑，兩淮馬裕，賞《古今圖書集成》內府銅活字初印本各一部；獻書百種以上的賞內府初印《佩文韻府》一部；《總目提要》注明原藏書之家等等。經過一系列措施，終於把各地圖書陸續集中到翰林院，解決了圖書來源問題。

四庫館聚集了越來越多的人才，他們一方面校辦《永樂大典》輯佚書，一方面審校各地獻書，同時還從武英殿庫房清理出兩批藏書，稱為“內府藏本”。經過艱苦細緻的挑選，終於從一万多種書中選出約三千五百種，抄寫成一部龐大的《四庫全書》。到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六日第一份《四庫全書》即《文淵閣四庫全書》告成，大約用了九年的時間。其後又陸續抄成文溯閣、文源閣、文津閣三部，合起來稱北四閣，分別存于皇宮、瀋陽盛京、圓明園、承德避暑山莊。其後又抄三部，分藏于揚州大觀堂文匯閣、鎮江金山寺文宗閣、浙江西湖聖因寺文瀾閣。到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南三閣才全部發下，用了將近十八年。後來又經過幾次返工、抽改、補空函，直到嘉慶初年才結束，實際經歷了二十多年。這期間在四庫館任職的官員先後達三百六十多人，謄錄人員先後約有三千人。翰林院容不下，就把謄抄一項搬到武英殿。這樣龐大的工程，對清朝的財政也是巨大的挑戰。清政府採取種種辦法節約開支。比如謄錄人員是自備資費，抄滿多少，議敘加官。有一位叫劉清的謄錄，議敘縣丞分發四川，乾隆五十七年升知縣，後官至雲南布政使、山東鹽運使，人稱“劉青天”。再比如總校官陸費墀，因工作出現錯誤，罰南三閣《四庫全書》裝潢，結果傾家蕩產。《四庫全書》纂修過程，至為複雜，乾隆帝經常抽查，對館臣紀昀等動輒處分、罰俸。但也經常賞賜表揚，新疆進呈哈密瓜，也送到四庫館讓翰林們嘗一嘗。恩威並重，賞罰兼施。館臣也非常認真，為了解決資料問題，翁方綱等人經常到琉璃廠書店借書。經過多年努力，終於完成了這一曠世文化工程。據統計，文津閣《四庫全書》，收三千五百零三種書，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三万六千三百零四冊，近十億字。

參與纂修《四庫全書》這樣巨大的工程，成全了一批文化學術人物，他們或多或少地因為躬逢盛世而提高了學術聲望。這些人的遭遇卻等等不一，這裡略舉幾位。

劉統勳，四庫館早期的關鍵人物，可惜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任四庫全書總裁，十一月去世。他辦事非常幹練而周到，比如他制訂的辦法，在各地獻來的書上蓋“翰林院印”滿漢文大官印，約十公分見方，書皮上蓋“乾隆某年某月某某巡撫送到某某人家藏某某書幾部計書幾本”的長方印記，都成為後來辨認四庫進呈本的標誌物，有了這一標誌物，其文物價值大增。這一做法是很高明的。

紀昀，是纂修《四庫全書》的第一功臣，也是沾光最大的一位。他雖然有《閱微草堂筆記》、《紀文達公文集》等傳世，但真正讓他在學術文化史上享有盛名的，仍是充當《四庫全書》總纂官。當然他不是掛名不幹事的人，而是真正發揮學術主導作用的人。

戴震，他進四庫館是靠學問，因為他總是考不上進士，進了四庫館還是考不上，乾隆帝就賞他參加殿試的資格，考上了進士，後來又成為庶吉士。他在四庫館是幹細活的，《水經注》、《大戴禮記》、《九章算術》等，都是他的拿手戲，他整理的書總是作樣板，是個高手。據說他是經部的主持人，其實他在史部地理、子部天算等方面，都是大專家。後來他患足疾，只能在北京的家中修書，實在不行，就準備回家了。可是生活是問題，托人聯繫一處書院講學，只是沒來得及出京，就病死了。他算是死在四庫館的。

邵晉涵，據說是史部的主持人，此人確長於史，正史的整理多出其手。《舊五代史》亡佚了，也是他從《永樂大典》、《冊府元龜》等書中輯出的。但同時他也是小學大家，《爾雅正義》是他的優秀佳作。他在四庫館生活也不從容，不得不收幾個學生掙點學費貼補生活。

周永年，他在四庫館裡最賣力，從《永樂大典》往外輯佚書，近萬本大書，塵封已久，許多館臣幹煩了，報告皇上：“精華已採，糟粕可捐。”可是周永年太實在，說裡頭還有很多好東西。於是大家把活推給周永年。周永年就盡心盡力去幹了。章學誠《周書昌別傳》說周永年目盡九千余冊，從中輯出了大量好書。我發現蘇軾幼子蘇過的《斜川集》就是周永年輯出來的。蘇過曾隨蘇軾流放南方，年紀輕輕就死去了，他的《斜川集》亡佚不傳，世人惜之。周永年從《大典》中輯出來，才得以傳世。有人說，周永年是子部的主持人，陳垣先生也說他是四庫館唯一的佛學專家，總之是個主幹人物。但也不得不想辦法賺外快。據章學誠《別傳》，周永年先是租了一塊地，請人耕種，連年豐收，卻年年虧損，原因是成本過高。於是改作買賣，賃了個鋪面，找人看著，不久又賠光了。他認為自己的老本行是書，就借了錢編刻科舉讀物，由於編得太深了，部頭也過大，賣不掉，這回不僅大賠，而且欠了債。可以說是屢營屢虧，搞得狼狽不堪。他在四庫館任勞任怨，卻沒升上一官半職，落得窮困潦倒。

程晉芳，江蘇江都人，出身鹽商家庭，為人特別大方。乾隆十七年考上進士，後來進了四庫館。由於大手大腳，晚年在北京窮得開不起火。乾隆四十九年，他告假去陝西投奔畢沅。因為畢沅喜歡門客，程晉芳希望老了有個依托。誰知到了陝西一個月就去世了，棺材還是畢沅為他置辦的。

朱筠，作為《四庫全書》的引發者，最初方案的設計者，對《四庫全書》有特殊貢獻。四庫開館時他在安徽當學政，還特別上奏摺，說他在大興家中的藏書，托門人程晉芳管著，讓四庫館找程晉芳，代他把書獻出來。不久，朱筠犯了錯誤被撤職了，乾隆帝說他學問還好，派他到四庫館效力，授翰林院編修。但是朱筠曾受劉統勳賞識，劉去世後，于敏中接班，朱筠堅決不肯去拜訪。所以于敏中在皇上面前說朱筠辦事太慢，不重用他。乾隆四十四年命朱筠為福建學政，第二年秋天又派朱筠的弟弟朱珪代替朱筠為福建學政，兄弟在交接期內，床對床住了半個月。白天朱筠出去應酬，晚上兄弟倆談到半夜。臨別，朱筠流下眼淚。朱珪安慰他，三年後又可相見了。可是，第二年朱筠就病死在北京家中。朱筠是個好客之人，樂於幫助他人。王念孫因為避禍，投奔朱筠。汪中因脾氣不好，在老家呆不住，也投奔朱筠。朱筠都收留他們。黃景仁窮困潦倒，來北京投朱筠，朱筠收留他。他又掛念母親，朱筠又為他賃屋，接他全家來北京，聯絡北京的朋友接濟他們一家。後來朱筠到福建當學政，黃景仁又一貧如洗，老母也送回家鄉。當時北京的文人有這樣一種說法：“自竹君先生死，士無談處；魚門先生死，士無走處。”朱筠，字竹君。程晉芳，字魚門。

還有一些館臣的遭遇也不是太好，我們平常只看到他們輝煌的一面，不知道他們的難處。我覺得當時的待遇不高是一個主要原因。

《四庫全書》修好以後，底本和七部鈔本下落如何，也需要稍作介紹。

四庫底本，本來要發還，也確實發還過一部份，但微乎其微。乾隆帝晚年還不斷催促發還。但抄完七份書，許多底本已破爛，有些書封皮掉了，上面蓋的獻書者的標記也就不存在了。還有些丟失，難以發還。所以大臣們一再支應，終於不了了之。其實，不發還的客觀理由基本上不成立，大臣們怕麻煩，應是主要原因。四庫進呈本多達一萬幾千種，是個龐大的存在，也是了不起的一批文化遺產。這批書都放在翰林院，管理混亂，不斷流失。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事變，六月二十二日翰林院被放火，四庫底本絕大部份被燬。

圓明園文源閣《四庫全書》毀于咸豐十年英法聯軍。鎮江文宗閣、揚州文匯閣的《四庫全書》咸豐三年毀於太平軍，片紙不留。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咸豐十一年毀于太平軍，丁氏兄弟奮力搶救，戰亂之後，連年借抄，幾乎補全，現存浙江圖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是第一份鈔本，一九三三年遷上海，後到重慶、南京，最後到臺灣，現存台北故宮博物院。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海內外用的大都是這個本子。文溯閣《四庫全書》一九一四年遷京，一九二五年遷回瀋陽，一九六六年由文化部撥交甘肅省，現存蘭州甘肅圖書館。文津閣《四庫全書》一九一四年運京，一九一五年移交京師圖書館，現藏北京國家圖書館。

七部書只餘四套，其餘三套以及底本都毀掉了，所謂內憂外患，《四庫全書》的命運跟我國的重大事件無一沒有聯繫，太平天國、英法聯軍、義和團、庚子事變，這是近代史教育的活教材。

對《四庫全書》的歷史評價，一直存在爭議。我覺得有幾條可以達成一致。

第一條，《四庫全書》纂修工程是我國歷史上大規模古籍整理的里程碑。孔子定六經，西漢劉向劉歆父子為皇家校書，宋代曾鞏校書，明代修《永樂大典》等，都具有重大影響，但論其規模宏大，全面系統，仍以劉向校書與乾隆敕修《四庫全書》兩件事前後輝映，為千秋不朽之盛事。

第二條，纂修《四庫全書》過程中，館臣們進行了大量的校勘工作，改正了大量錯誤，留下了極其豐富的校勘成果。這些成果，有的夾注於正文之中，有的則另編為《四庫全書考證》一百卷。過去我們看浙江書局刊刻的《通典》、《通志》、《文獻通考》，附有“考證”，有關著錄或認為是乾隆武英殿校刻時所加的，但殿本實際上沒有“考證”，《三通》的“考證”是光緒年間浙江官書局校刻《九通》時根據《四庫全書考證》中《三通》的“考證”添加的。由於這個原因，浙江書局本《三通》就比乾隆殿本評價高一些。我根據浙江官書局刻本《文獻通考》書末附的《通考考證》三卷作了初步統計，有二千零七十一條。說明《文獻通考》在據乾隆殿本抄入《四庫全書》時，館臣作了校勘工作，發現并改正錯誤約二千條，逐條作了校勘記。還有少量錯誤，《考證》中指出來了，但沒有在正文中改正。例如《文獻通考》卷二百七十二：“諮，偉孫，封武林侯。修，諮弟，封宜豐侯。泰，修弟，封豐城侯。”《考證》云：“考《南史》，諮為鄱陽忠烈王恢之子。諮弟修。修弟泰。《通考》既脫去鄱陽王不載，又以諮、修、泰為南平王偉之孫。誤。”應當說，從乾隆武英殿刻本，到《四庫全書》本，《文獻通考》的文本質量有明顯改善。這種附有校勘記的本子，在《文獻通考》傳世版本中還是第一次，直到今天也還沒有第二次。在乾隆纂修《四庫全書》之前，正經、正史的刊刻，附有校勘記，是從武英殿本開始的，殿本的考證具有劃時代意義。但殿本《考證》大約一半以上並非討論文字異同，而仍屬文義的理解。屬於文字異同討論的僅占一小半。到《四庫全書考證》則已變成幾乎全部是討論文字異同是非的“校勘記”。雖然仍然沿用“考證”這個名稱，但其功能在專業化方面已經出現了大的飛躍。乾隆以後，刻書附校勘記，已逐步被認為是“內行”的做法。張之洞《輶軒語·語學》中認為初學選擇善本的主要標誌是“國朝人所刻，密行細字附校勘記者”。這種古籍整理成果附有校勘記的普遍認可的行為，應當說開始於武英殿本，形成於《四庫全書考證》，至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已漸趨成熟。近幾十年來，古籍整理成果而不附校勘記的，甚至被認為“外行”。回顧這段歷史，我們不能不認為《四庫全書考證》在學術史上，尤其是校勘學史上，是有著不可磨滅的地位的。在今後的古籍整理工作中，把《四庫》本作為校本，充分汲取《四庫全書考證》的已有校勘成果，應當成為一種通行做法。

第三條，纂修《四庫全書》是從《永樂大典》輯佚書開始的。在整個纂修過程中，四庫館臣輯集了大量佚書，如《舊五代史》、《續資治通鑒長編》、《元和姓纂》、《直齋書錄解題》、《金樓子》等重要典籍，都是從《永樂大典》等書中輯出的。其中不少輯本除被收入《四庫全書》外，還彙印成《武英殿聚珍版書》，流傳於世。有的書《四庫》未收，如宋蘇過《斜川集》是周永年輯出的，趙懷玉據以刻於杭州，《四庫》卻未收入。隨著《永樂大典》的不斷毀滅，這些重要典籍在乾隆間及時輯出的歷史貢獻進一步突顯出來。纂修《四庫全書》以前，輯佚書這種行為早已出現，但大規模輯佚書則以四庫館從《永樂大典》中輯佚書為開端。嘉慶間修《全唐文》利用《永樂大典》中的材料，同時徐松輯出《宋會要》、《宋中興禮書》等重要典籍，可以說是直接繼承了四庫館臣的做法。後來之所以出現馬國翰、黃奭、王謨、嚴可均等一批輯佚書專家，也與四庫館臣輯佚書的影響分不開。

第四條，纂修《四庫全書》期間產生了一批副產品，其中有《武英殿聚珍版書》、《四庫全書薈要》、《進呈書目》、《浙江採集遺書總錄》、《江蘇採輯遺書目錄》、《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四庫全書附存目錄》、《四庫提要分纂稿》、《惜抱軒書錄》、《南江書錄》等等。與《四庫全書》七部寫本，共同構成纂修《四庫全書》的豐碩成果，在中國文獻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

第五條，纂修《四庫全書》引發了一個學科“四庫學”，乾隆以降，陸續產生了一批四庫學新成果。例如《宛委別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四庫禁燬書叢刊》、《四庫簡明目錄標注》、《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四庫存目標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四庫提要辨證》、《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禁燬書目四種》、《清代禁書知見錄》、《四庫採進書目》、《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四庫全書纂修考》、《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四庫全書館研究》、《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等等。在中國文獻學史上，因為纂修一部書而引發一門幾乎是顯學的專門學科，《四庫全書》也許不是唯一的，但卻是最受人矚目的。

《四庫全書》已經誕生二百多年，二百年間對中國學術研究影響最大最深的實際上是《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這方面的議論很多，仍以張之洞的說法為更多的人熟知并認同：“氾濫無歸，終身無得，得門而入，事半功倍。或經，或史，或詞章，或經濟，或天算，或地輿，經治何經，史治何史，經濟是何條，因類以求，各有專注。至於經注，孰為師授之古學，孰為無本之俗學。史傳，孰為有法，孰為失體，孰為詳密，孰為疏舛。詞章，孰為正宗，孰為旁門，尤宜抉擇分析，方不致誤用聰明。此事宜有師承，然師豈易得？書即師也。今為諸生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輶軒語·語學·論讀書宜有門徑》）《四庫總目》爲什麽能獲得這樣高的地位？我想不外三個原因：一是巨大的文獻容量；二是完備的知識系統；三是宏通的學術見解。

由於《四庫總目》容納了一萬多種文獻的信息，幾乎把當時傳世的重要文獻網羅在內了。因此，這一巨大的容量使它具備了古文獻工具書的功能。當你要瞭解某一類有些什麽書的時候，你會想到查《四庫總目》，當你要判斷某書是不是稀見的時候，你也會想到查《四庫總目》。工具書必須是在某一方面或某幾方面信息較為齊備、準確，才能算得上好的工具書。所以一般規模的書目，都難以扮演工具書的角色，《四庫總目》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都是唯一具有權威地位的文獻學工具書，即使在近代出現的《續修四庫全書總目》，也頂多可以彌補《四庫總目》缺少的部份，卻不能在地位上與之抗衡。這除了規模以外，還有《四庫總目》囊括的文獻不僅量大，而且是中國文獻的主體部份，這種主體具有不可再生性和無可替代性。

《四庫總目》所能提供給我們的中國古文獻知識，幾乎是全份的。我們從中可以獲取一萬多種圖書的書名（包括同書異名，異書同名）、卷數（包括篇卷的分合演變）、著者姓名（包括字、號、室名）、朝代、里籍、科第、生活年代、出身、歷官、學術淵源、著作宗旨、圖書內容、流傳刊抄等知識，還可以獲得古今圖書分類知識。《四庫總目》卷首乾隆諭旨，可以為我們提供《四庫全書》及《總目》纂修的大體歷史。《表文》則幾乎包括了關於中國典籍文化的主要典故，以及《四庫全書》纂修中的主要內容。林鶴年著《四庫全書表文箋釋》四卷，可以為我們進一步揭示這些典故和史事。《四庫全書凡例》以及經、史、子、集四部總敘，各類的類敘，許多提要末的案語，共同為我們提供了具有完備系統 的中國傳統學術知識，甚至我們可以把這些類敘凡例視為一部“國學概論”。我們可以檢視一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通行的國學概論教科書，幾乎都是依經史子集框架講述的，有的稍作變通，也難離其軌轍。

《四庫總目》除了上面兩項客觀知識外，還有極為豐富的學術分析和評論，見解宏通，為亙古所未有。《四庫總目》四部總敘為我們理清了經、史、子、集四部的學術源流及得失，四十四類的類敘，則從更細的學科門類為我們辨析源流，而在各書提要中，除了客觀介紹作者和圖書情況外，也發表了學術性很強的評論。各書的評論雖然是針對該書的，但也經常從學術淵源上予以高屋建瓴的分析，而不僅僅是各書的孤立評論。整部《四庫總目》，一萬多篇提要，繩貫珠聯，如網之在綱，渾然構成一龐大體系，有條而不紊。這樣的學術建構，體大思精，在中國歷史上是不可多有的。余嘉錫評價《四庫總目》是“劉向《別錄》以來才有此書”，從歷史上看這是恰如其分的。而從實際學術功用上看，《四庫總目》又非《別錄》所可比擬。我們可以認為《四庫總目》是中國學術史上空前的傑作，那是絕不過分的。

無庸諱言，《四庫總目》存在大量錯誤。清代陸心源曾擬作一部訂誤性質的書，叫《正紀》。他的書沒寫成，但在《皕宋樓藏書志》、《儀顧堂題跋》、《儀顧堂續跋》、《儀顧堂集》等書中已零星做了不少訂正工作。近人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以及李裕民、崔富章、楊武泉等先生專門考訂《四庫提要》錯誤的著作已陸續問世，王重民先生《中國善本書提要》中也有不少訂正《四庫總目》的條目。我在與輯《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及撰寫《四庫存目標注》過程中也發現不少《四庫提要》的錯誤，寫入《存目標注》中。各類報刊零星發表的訂誤文章數量也十分可觀，有關論文索引可以查檢。具體例子這裡不再列舉。對於讀者來說，報刊論文固不便隨時查檢，即使幾部專書也不是十分方便隨時核對的。哪些條目已經有人指出其中的錯誤？這就成了讀者的困難。有鑒於此，1993年，我和劉心明、王承略兩兄在隨王紹曾先生完成《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后，曾商議從事《四庫全書總目》點校，除加新式標點，校勘《四庫總目》的殿本、浙本、文淵閣、文溯閣本書前提要、《進呈書目》之外，還要摘附各家辨證於當條之下。忽忽廿年，各自忙碌，竟沒有付諸實施。現在魏小虎先生以一己之力，花費多年時間，完成了《四庫全書總目彙訂》，其辦法與我們接近，而網羅之廣，自然是我們當年力不可及的。根據《彙訂》清樣初步統計，其中引用余嘉錫330條，胡玉縉193條，王重民134條，李裕民307條，崔富章120條，楊武泉647條，杜澤遜405條。其它散見條目尤多，讀者翻閱便一目了然。鑒於《四庫全書》的廣泛運用和《四庫總目》的崇高地位，小虎先生的這部《彙訂》在“傳統學術”領域可以說是不可或缺的要籍。今後當然還會有新的訂正成果發表出來，希望若干年后，小虎先生再出版增訂本，從而更好地滿足讀者的需要，為學術研究做出更大的貢獻。應當特別強調的是，《四庫總目》的這些疏誤，根本不影響這部學術大著的崇高地位。人們之所以熱衷於為《四庫總目》拾遺補缺，當然主要是爲了這部傑作更加完善，同時也因為《四庫總目》是高級別的靶子，足以顯示射者的能力。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四日滕州杜澤遜序於山東大學向嵐書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