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随着天安门广场礼炮轰鸣，古老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应该说各个阶层的人们这时是抱着不同的心境迎接这个新时代的。其中，原来一直在唯物史观阵营之外的那一群传统学人，此刻当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其后，他们则经历了他们的先辈们所没经历的心灵磨难。而这一时期史界传统学人所感受到的心灵磨难可能最为沉重。

他们中间不少人，很想积极适应这个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社会，但又处处感到格格不入；想和过去诀别，以崭新的形像出现在世人面前，但又积重难返，步履维艰；想努力学习新东西，接受新事物，但又总是陷入东施效颦的可笑境地；想在新发起的各种运动、各种斗争中冲锋陷阵，表现自己，但又往往表演得过火、过分，让人生疑；想与过去的恩师一刀两断、划清界线，但又难以承受良知的折磨……这就是五十年代前期多数史界传统学人的窘况。

顾颉刚先生在旧中国的学界声名赫赫，七大册《古史辨》，与《观堂集林》一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所谓“国学”的成绩。如果只是这些，倒也不会成为多大的问题。问题在于，顾先生的成名与疑古运动的展开，与胡适有脱不开的干系，甚而至于可说得力于胡适。而胡适长期以来又是共产党在文化界的头号敌人。现在世道变了，胡适“溜之乎也”。我们的顾先生怎么办呢？顾先生素来对胡适执师生之礼。表现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的那种师生之情，至今读来令人起敬。在这篇《自序》中，顾先生以极度尊敬的口吻前后提到“适之先生”的地方多达二十六次。并在分析总结自己由以成名的原因时，反复强调自己所受“适之先生”的影响：“要是不是遇见孟真和适之先生……，要是我不亲从适之先生受学，了解他的研究的方法，我也不会认识自己最近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要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的快速。”时过境迁，现在顾先生如何面对与“适之先生”的师生关系呢？他采取了一种比较实际的做法：不得已而大骂胡适。

远在大规模批胡之前的一九五一年，顾先生就开始与“适之先生”划清界线了，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从我自己看胡适》一文。(见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大公报》)在批胡的高潮期间，在政协的一次扩大会议发言中，顾先生当众检讨了自己的兴趣主义的治学旨趣，检讨了自己起草向蒋介石献礼的九鼎铭辞的行为，特别是检讨了自己所受胡适的影响。其中说，胡适的实验主义研究方法，“乃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方法，他的一切学术工作乃是替封建势力和美帝国主义服务、转移青年目标、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手段”，承认自己“是在一定程度上替他造成他的虚名和声势的一个人”。(见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另在这时再版的《汉代的儒生与方士》的前言中，交待本书的写作缘起时，只字不提实验主义的影响和胡适名字，仅说如何受到钱玄同的影响与推动。在《古籍考辨丛刊·序》中，也同样如此。这种努力回避胡适、淡化彼此关系的倾向，甚至到顾先生逝世前的八十年代仍未消失。(见《我是怎样编写< 古史辨>的？》，刊上海影印《古史辨》第一册。将此文与《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对照阅读，会很有意思。)

要是仅有这一面就好了，后人就会认为顾先生思想改造得比较彻底了，而且也好像被主流学者认可了。可是，新出版的《顾颉刚年谱》为我们展示了顾先生的另一面：与新社会关系比较紧张，心灵深处创伤累累的一面。从《年谱》中可以看到，顾先生在通过与“适之先生”划清界线努力向新的“道德标准”、“社会风气”认同的同时，私下也颇多不满与抱怨。在谈到对当时思想改造运动不满时，一九五二年七月九日的日记中说：“此次学习，可怕者三：天正热，不堪炎热，一也。刺激太甚，使予接连不得安眠，二也。开会太多，无写作自我批判时间，三也。”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在致友人祝瑞开的信中又说：“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与，而皆未真有所会悟。所以然者，每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刚以前作《< 古史辨>自序》，是任北大助教六年慢慢读、慢慢想而得到的。因为(此)有些内容，所以发生了影响。今马列主义之精深博大，超过我《古史辨》工作何限，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搞通，以刚之愚，实不知其可。……若不经渐悟之阶段而要人顿悟，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实欺人之语耳”。想用对待学问的态度来对待当时令人目不暇接的运动，极其拙笨地对待思想改造，看来是顾先生不满与苦恼的根子。而且，他还通过各种渠道、场合反映他的不满与痛苦。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日，他与“李亚农同访中共华东宣传部副部长匡亚明述现时难以从事研究及整理古籍工作之痛苦”。反右前夕，他又呼吁“打倒令人窒息的教条主义”，说当时“很多人有话无处说，或有话不敢说”。正因他是如此较真，所以，他自己也受到了批判。一九五五年三月五日，在中国科学院批判胡适思想会上，顾先生曾发言一小时：“近来批判胡适历史学、考据学的文字中，常常牵到我的《古史辨》，因此，我在今天会上说个明白”。他是怎么说的呢？“我愿为考据学说一公道话，考据学是反封建的”。结果，“闻者大哗，对我抨击”。《年谱》中写道：“因发言不当，会后作检讨书，三月二十六日，在统战部批判会上受尖锐激烈之批判。”顾先生不明白，胡适与“古史辨”派渊源是如此之深，要搞臭胡适，不搞臭《古史辨》、考据学怎么能行呢？换句话说，一方面批判胡适，一方面又维护、肯定《古史辨》、“考据学”，是不相容的。顾先生在当时应该把《古史辨》说得一钱不值，才能过关。可是他做不到这一点，就只好痛苦不堪了。

应该说，顾先生的痛苦是很深很深的。除了公开被批判外，痛苦似乎主要来自有形无形的被轻慢，来自边缘感、圈外感，来自自尊心被深深伤害和被迫低下一贯昂起的头。一九五一年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顾先生不但未获得任何职衔，连与会的资格也未有。一九四三年在重庆召开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时，顾先生“频作主席”，“得票最多”，而且都“揭诸报纸”。联系到这些盛誉，现在真有“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喟了。另外，从上海迁到北京后，所在单位负责人看到他的二百多箱书籍说：“我看你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了”。这话使他仿佛一下子掉进冰窟中。后来他将自己的稿件和研究工作计划上交，这位负责人根本未看，而对他以往几十年的工作只评为“大而无当”。自己由以安身立命的东西被人不拿正眼看，痛何言哉！

正像顾先生是众多胡门弟子之一一样，顾先生自己也拥有一批追随者和学生，这就是“古史辨”派。顾先生在困难时刻希望通过不得已的“背叛”他的老师来解脱自己，他的学生也只好通过“背叛”他来使自己得到超度了。在干将如林的“古史辨派”中，童书业先生是突出的一位。童先生受顾先生恩惠甚大。他原是浙江图书馆附属印刷厂的校对员，因发表《评顾著< 尚书研究讲义>》深为顾先生赞赏，遂邀他至北京协助自己工作，其薪金由顾先生自己支付。这对先前主要依靠自学的童先生来说，当然非同小可，童先生由此成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真诚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真诚地尽力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各学术领域的研究，真诚地想将自己的研究适应社会的思潮。”(童教英：《童书业》，引自《山东现代著名社会科学家传》，山东教育出版社版)由此他想踏上一条新的治学路子。这一切，大概正是想向世人表明，他想努力适应这个新的社会。但是，“古史辨派成员”的阴影却影响了新社会对他的接纳。因此，他不得不在这同时像顾先生一样一再检讨、交待自己的过去；“解放以后，我曾经好几次在学习讨论会上和报纸上批判自己过去的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但他并未清算自己所属的学派与师承，也就是说批判仍不深入。就在这时，他可能看到了顾先生的《从我自己看胡适》一文，从中看到了出路。于是，他步恩师的后尘，发表了《“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一文(《文史哲》，一九五二年三月号)，表示了与“古史辨派”、与他的恩师一刀两断的决绝立场。他说：所谓“疑古派史学”是美国实验主义传到中国后的产物，它的首创者是五四时代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当前的战犯胡适。他认为顾先生所说的一系列不反对人们运用唯物史观的话，“其实都只是抗拒唯物史观的一种手段”；反对唯物史观的“方法不必一致；或者尽情低毁，或者托词抗拒，或者截取变质；而这三种方法我们这批人之中就都用过的”。又说：疑古派史学的真实企图，最初是右面抵抗封建阶级，而左面抵抗无产阶级，到后来，“这派的史学家多数与封建阶级妥协，只坚决抗拒无产阶级了”。进而说，“古史辨派”的作品，“在考据学上说，也没有什么价值”。“我的结论是：当前的思想改造运动，是要肃清封建思想和改造资产阶级意识，疑古派的史学思想是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工具，正是应改造的对象之一，同志们赶快起来改造自己罢！”

与童先生的这篇文章同时，一九五二年三月号《文史哲》还刊出了另一位“古史辨派”成员题为《“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的文章。这位先生“过去也是受顾颉刚教授影响很深的一个人，……曾经跟他读书多年，曾和他合写过”一系列名文，现在也站出来与顾先生决裂了。这位先生说顾颉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论者，……这一派的治学方法，彻头彻尾是唯心论的”。又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有没有学术上的价值呢？肯定地，没有。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根本不能成立。……这一‘发现’，没有说明任何问题，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同样地，《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没有而且也不能解决问题”。文末又强调说：“顾颉刚教授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接受了开明地主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又接受了买办资产阶级的实验主义方法，造成了他的疑古学说，因而没有解决任何古史问题，反而造成了混乱。”

看完这两篇文章后，顾先生在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二日的日记中沉痛地写道：此两文“均给予无情之打击”，哀伤、绝望之情，溢于言表。但是，更深的伤害还在后边。在席卷整个知识界的批判胡适思想运动中，作为陪绑者，“古史辨派”和顾先生又受到他的学生及他人进一步清算。这就是顾先生说的，“近来批判胡适历史学、考据学的文字中，常常牵到我和《古史辨》”。(《年谱》第355页)批判、否定“古史辨派”的，这时仍然是“古史辨派”成员自己。童书业先生在批胡高潮中，再次冲锋在前，先后发表过两篇文章，都牵扯到了《古史辨》和顾先生。有些人出于保护顾先生的目的说顾先生所接受的胡适的实验主义并不完全，顾先生自己也这样说。但童先生在现在的文章中强调指出：“我觉得在《古史辨》中，实验主义的精神是很显著的。例如顾先生的有名的‘累层地造成的古史观’，分明是《井田辨》的‘考据’方法的发挥和发展”。“《井田辨》就是七大册《古史辨》的前驱，在《古史辨》中，充满着胡适《井田辨》的精神。”(《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考据学”》，原载一九五五年二月三日《光明日报》，后收入《胡适思想批判》第三辑)指出这一点后，童先生指出：“顾先生向来主张尊重历史事实，我的上面这个分析，我想他是会首肯的。”(同上)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的文中曾说：“顾颉刚先生在他的古史辨的自序里，曾说他从我的水浒传考证和井田辨等文字里，得着历史分析方法的暗示。”童先生据此强调：“这段话可以证明顾颉刚先生最早所用的‘讨论古史’的‘见解’和‘方法’，就是胡适的见解和方法。”(《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原载《文史哲》一九五五年五期，后收入《胡适思想批判》第六辑)童先生还认为，胡适考证“井田”的用意，是在证明“古代没有均产的时代”，而《古史辨》在胡适的实验主义指导之下的“疑古”，也就变成原始共产社会的抹煞论了。“实验主义的‘考据学’，确实是主观唯心论所支配的‘考据学’，根本谈不上有一丝一毫的科学气息！‘古史辨’派中了实验主义的毒，所以敢于大胆抹煞古代的传说，抹煞史料的真实性，把中国原始社会史完全否定。”(《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考据学”》)这就不是学术问题了，从中让人感到“古史辨派”的工作似乎已带有政治性质。难怪顾先生看后，气得要“说个明白”了。

如同顾先生积极批判胡适与胡适划清界线时的情形一样，童先生对《古史辨》和顾先生的批判，也并不意味着他已完全放弃了原有的治学路数。不，至少不完全是这样。就在童先生发表《“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不久，他就与《“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一文的作者一起，向顾先生为《文史哲》杂志约稿。此举意味着什么？陪情？自责？希望理解？在复王树民的信中，顾先生对此举的含义也作了推敲：“苟我之学术工作已不足存于今之世，胡近来二君又为《文史哲》向我索稿乎？”(《年谱》第352页)的确，如果“顾先生”、“顾颉刚教授”真如同他们所批判的一样，为何又向自己的批判对象要稿子呢？这不是引火烧身吗？这不是又是对顾先生的承认吗？可见，童先生们当时并非表里一致，内心深处肯定有挥之不去的隐痛。顾先生后来“应童书业邀，为《文史哲》作《息壤考》”。一九五六年七月下旬至九月下旬的两个月，顾先生“养病于青岛”，就住在上述另一位批判者家里，“整理《史记》”。这都说明了“古史辨派”之间的联系。童先生的女公子为乃父写的传记中说：尽管童先生拚命想使自己的研究适应新的社会风气、学术风气，但是他仍“难以跟上越来越‘左’倾的‘理论’。彷徨痛苦中，他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又转向古史、古籍的考辨”。其实，童先生一直未忘情于“古史辨派”的考辨路数。他这一时期出版的《唐宋绘画谈丛》、《中国瓷器史论丛》，主体部分仍是历史考辨。所以，一九五八年“史学革命”、“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他被抛了出来，成为山东大学历史系的重点批判对象。从当时“揭发”出来的东西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童先生内心深处的“自我”与前些年外表上的“自我”有很大差异。当时的“揭发”文章与大字报认为，“史料至上，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已形成一种歪风”，“考据之风，在‘双反’运动之前，在‘山大’历史系里一直占着统治地位，而且一直蔓延、发展着”。这种状况“从童先生一段话中反映得最清楚不过”。这段话是：“谁说我不懂史料，这简直对我是莫大侮辱。老实说，我过去搞过几十年考据，我会不懂史料？几年之内我拿出一百万字的考据文章来给你们看，那时候你们才知道我的真才实学。”(《厚古薄今种种》，载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科学(续辑)》，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书中收集的主要是学生写的大字报)人们还“揭发”出童先生教导学生背诵古书、背诵资料的一段话：“我从事研究，有赖于我五岁启蒙，七岁读经，一部左传，背得滚瓜烂熟。”(《童先生的学问》，见上书)假如这两段话没有大的出入，那么童先生内心崇尚什么，就一目了然了。如同他女儿所认为的：“他自一九三三年接受顾颉刚‘累层地造成的古史观’起，在整个学术生命中始终致力于考证辨伪的研究。”与顾先生本人的做法一样，童先生批判顾先生，只是表明他也在表里之间两种人格之间进行痛苦挣扎而已。

顾颉刚先生的人格被撕裂了，童书业先生的人格又被撕裂了。他们这时都深深陷入了痛苦的二元分裂之中。他们本以为，各自在口头上“抛弃”了自己的恩师之后，就能够相安无事。可是，在他们付出了过分沉重的人格代价后，并未赢得预期的信任。他们的心在滴血。他们当年这么做，不能说明他们本人在节操上有什么问题，而是他们头上的压力太大了，已经超过了任何正常人所能承受、任何道德规范所能支撑的限度。当然，承受相同性质的折磨，在份量上还是有轻重的。我觉得，就痛苦的程度而言，童先生肯定深于顾先生。胡适是“战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的“文化班头”，新社会与胡适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痛骂胡适，在当时看来，就像忠臣“背叛”暴君一样，较少存在什么道义上的责任。顾先生可以通过这一途径来释放自己的痛苦，缓解内在的紧张。童先生可没有这么多理由原谅自己。顾先生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者，但他与新社会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任全国政协委员，统战团结的对象。作为学生起来批判、揭发还是公民的老师，总是会觉得不踏实、甚至折磨。所以他一方面撰文批判，另一方面又向老师约稿，借以“赎罪”或传达某种信息。不但童先生自己可能觉得此举于理有亏，连旁观者似乎也看不下去，鸣不平。直到一九五四年五月，学者王树民还在致顾颉刚的信中，对童书业等的批判文章对“古史辨派”所持完全否定之态度“窃未敢以之为然”。人们以为，顾先生批判胡适，可以理解，童书业批判顾先生，难以首肯。那么，时过两年，顾先生自己这时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呢？出乎意料的平静。在复王树民的信中，他说：“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作过情之打击。苟我之学术工作已不足存于今之世，胡近来二君又为《文史哲》向我索稿乎？故其为否定之批判，是可以原谅者也。”(见《年谱》第352页)

“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这真是一针见血的“悟道”之言。其中的“应付”二字尤其值得玩味。这两个字，再好不过地揭示了五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面对思想改造运动时的心态。

为了生存，为了较好的生存，这些知识分子不得不承受了人格分裂的痛苦煎熬。五十年代初期，所有那些有接受“改造”的愿望和表现但又未完全做到“入乡随俗”的传统学人，大多如此。这种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另外，我们今天能够在史实的基础上稍稍总结一些历史教训，应该说，得益于像顾潮这样的亲属和历史学家，不畏艰难，编写出《顾颉刚年谱》这样的著作。我们希望，这类以活生生的历史资料为基础的著作应当出版得更多。

(《顾颉刚年谱》，顾潮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三月版，11.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