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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楠:东汉章句学再认识

    时间:2024-11-29 作者:

    2024年11月25日晚,由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儒家文明论坛”第一百零九期在知新楼A座1916会议室举行。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马楠老师应邀作了题为“东汉章句学再认识”的讲座。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黄杰副教授主持讲座,《文史哲》编辑部孙齐副研究员、文学院万佳俊助理研究员及研究生、本科生四十余人参加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马楠老师介绍了东汉章句学研究的缘起。东汉章句学的研究近年重新得到重视,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解释力有限,“今古文之争”的框架也很难解释东汉经学的现象,而章句内容与形式的历时变化更适合成为汉代经学研究主线;二是义疏研究的发展与深入为章句研究提供了基础。

    通过对东汉文献材料的分析,马楠老师指出章句既包含“循文说解”的内容,也包含“经义论难”的內容,二者都属于章句学的传统,可以叠合也可以分离。这样描述、分解章句内容在解释上具备较多优势:可以解释章句何以冗长,可以解释史籍论述中“章句”“通经”“训诂”都与“问难”存在组合关系,可以解释东汉减省章句的方式,等等。

    随后,马楠老师用“循文说解”与“经义论难”两部分的结构,从汉代子书中勾连出受到章句影响的內容与结构,包括“循文说解”的字词解诂、句段串讲,“经义论难”的“议”“义”“论”“难”各类体裁,以及“循文说解”与“经义论难”的组合形式。在分析章句“经义论难”相关内容时,马楠老师重点结合《白虎通义》与《论衡》分析了经义论难的常见句式与论辩方法,并指出“经义论难”为魏晋玄谈的兴起提供了基础。

    接着,马楠老师对“经义论难”的动力与目标进行了讨论。战国至西汉时期普遍的认识是六经皆出于孔子,六经传记出于孔子弟子,既然六经出于一手,那么六经语词、文本、意旨就应该具有统一性。章句“经义论难”部分所以冗长,主要是为了发明经文之含混未及,消弭六经之间的龃龉不合。

    但左丘明不是孔子弟子,周公也不是孔子,为了将《左传》与《周官》纳入六经体系,刘歆创造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经典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是史官记录和积累的成果。这种经典渐次形成的理论框架也为经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案:六经传记的抵牾不合,可以用四代异制、文质不同、畿内畿外有别、天子诸侯有差来进行容纳。也就是说,经义论难既可以走向“碎义解难”,即细分概念、层级来应对辩驳;也可以走向“整合异同”,即将不合之处在时地不同中得到安放。

    马楠老师以《论衡》《白虎通义》和郑玄经注为例,讨论了面对经传的冲突差异,如何进行概念细分、拆解层级,进而将不合之处在四代异制、文质不同、时地有别中得到安放。

    最后,马楠老师指出,何晏、王肃、杜预等经师放弃了弥缝矛盾的努力,承认文献来源不同,甚至各篇、各章也未必出于一手,不必牵引各经、附会穿凿,这才是曹魏时期的新经学的特征。同时,东汉时期独立发展的经义论难,形成以论题为中心的“论”“难”“义”等形式,也为魏晋时期玄言清谈的兴起提供了基础。

    讲座结束后,黄杰副教授进行简要点评。他认为,马老师的这些梳理,不仅对于我们重新认识章句学、把握东汉经学的发展脉络很有帮助,也对我们阅读汉代的典籍很有启发。循着马老师梳理出来的东汉典籍中的这些论证模式,我们就可以有相应的理解模式,从而达到对于文本更全面、准确、深入的把握。

    互动环节,在座同学就“章句”的定义,“循文说解”“经义论难”的分类,曹魏时期“新经学”与宋明理学的关系,以及对经学研究初学者的建议等提问,马老师均予以耐心解答。最后,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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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王心怡、王杰 图片: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