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泰山学刊》2024年第2期，作者王学典。

文明再造与“文艺复兴”

王学典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建设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全局性变革。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了“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的恢宏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无疑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这是一个徐徐展开的文明再造进程，其意义将不亚于作为西方现代化起点的“文艺复兴”。这一文明再造进程，从实质上说可谓是中国版的“文艺复兴”。

一、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必须经由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如何平衡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所有后发现代化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更是中国这个古老且延续至今的超大规模的国家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经过近两个世纪在黑暗中的摸索，现在我们终于认识到 ：“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 ；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

世界历史发展的众多事实告诉我们，每一个民族想要获得新的发展，就必须从“轴心期”所奠定的文化传统、文化基因中寻求和确认自身的独特性和方向感。因为“轴心期”奠定了此后整个人类社会赖以运行的基本价值准则，无论人类社会未来走多远，“轴心期”所提供的价值准则都不会过时。每个文明毫无疑问都应该完成现代化，但这个现代化都不能以抛弃基本的价值准则为代价，所谓传统就是这些价值准则的延续历程。按照马克斯·韦伯的定义，现代化的本质是理性化。而这个理性是工具理性，现代化就是工具理性的充分展开，这个工具理性时刻想挣脱价值理性的约束。而所谓“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就是坚持维系人类数千年生存的价值准则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已经阐发得十分透彻了。所以，每个民族都应该通过对自己传统的回顾，找到能适合自己延续自身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近代以来直至当前的中西之争，本质上是文化的竞争，而不仅是国力的竞争 ；本质上是文明发展道路多元还是一元的问题，而不是文明是否应该现代化的问题。每个民族都应该而且必须现代化，这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浩浩荡荡的历史大势。但是，传统文化的衰落、消失，绝不是现代化的胜利，而只能是现代化的失败。创造展示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必须经由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但传统文化的复兴绝不是守旧复古，固步自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其落脚点是更加强调“现代”，更加强调创新，强调创造属于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强调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现代属性。所谓创造新文化，就是要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要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二、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主要内涵是儒家思想的社会科学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流是儒家思想，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主要内涵也就是儒家思想的现代化。那么，传统文化如何现代化？儒家思想如何现代化？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工业生产包括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比较好理解，它实质上就是机械化自动化乃至智能化，往极端的方向去说，就是生产过程的“无人化”。而文化的现代化如何理解、如何界定、如何把握，当然也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而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

我的结论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实质上就是现代社会科学化，传统文化或者儒学要想发挥当代价值，要为当代所用，就必须经过现代社会科学的冶炼和处理，融入到现代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中去。因为治理一个现代国家必须依赖现代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知识，无法再直接依赖传统的人文关怀和人文理念。儒家思想如何社会科学化？儒家思想不仅是一套伦理学说、一套道德哲学，更是中国原生的、典范完备的社会发展理论。儒家思想一半是伦理，一半是政治 ；一半在私人领域，一半在公共领域。儒家一直被伦理化、道德化，但实际上，小康大同天下为公、治国安民平天下才是它的核心，道德是它的准备，伦理是它的基础。

在私人领域，儒学可以不需要社会科学化，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不需要社会科学化 ；在公共领域，在治国平天下的层面上，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上，儒学则必须社会科学化，必须与时俱进。

把儒学社会科学化，实际上是一个传统与现代、学术与现实多维交织的过程，是东方与西方的思想观念交流与碰撞的过程，是儒学与社会科学在共同直面并为中国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时互相成就的过程。

三、新时代“文艺复兴”的内涵是锻造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

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儒家思想的现代化，如同上面所说，是一种现代社会科学化，那么儒学的复兴、传统的复兴、中华文化的复兴如同西方的文艺复兴一样，它表面上是走向古代，但本质上却是要创造一种面向当下与未来的、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不同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

今天中国的“文艺复兴”，不是要回复到儒学当中去，而是要催生出一个促进中国现代化，并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相匹配，能够解释中国经验，向世界说明中国发展奇迹的现代社会科学。我们所要追求的是一种中国本土的，能够呈现中国经验，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中国特点、反映中国经验、反映中国道路、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这样一种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一套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在一定意义上，知识体系是一种文明的最高表达。当前中国面临着一种局面 ：一方面是改革的实践和文明的复兴，另一方面是能够解释改革实践的知识体系的短缺。最根本的症结在于，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在用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问题。这一状况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始得到彻底的改观。此前“以西方化为纲”的哲学社会科学，正在向“以本土化为纲”的哲学社会科学转变。这一场新的学术大转型的实质，就是摆脱对西方化的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的亦步亦趋，而要以中国自身为主体、为本位、为中心，着手建构我们自己能够自主的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说，“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就是“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我们必须对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经验和知识结晶进行现代化的处理和冶炼。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对从世界其他文明传播和移植来的思想体系和社会科学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进行本土化的融会与贯通。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外来文化的本土化，将成为再造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鸟之双翼、车之双轮。

作者简介

王学典，第十三、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文史哲》名誉主编、《孔子研究》主编；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墨子学会副会长等职；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和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已出版个人专著十余部，编著数十种，在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20世纪中国史学通史》”等多项课题，成果屡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被视为人文学术领域堪具代表性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