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诞辰110周年暨《真理与方法》出版50周年

诠释学与中西经典文化传统

——第七届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学术研讨会纪要20世纪由于解释问题的普遍性，诠释学（Hermeneutics）逐步将自身从一种理解和解释的方法论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哲学理论。这一理论伴随着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的《真理与方法》（1960）的出版日趋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哲学思潮。而如何运用这种哲学诠释学的特有视域、观念或理论审视、发挥、重组中国哲学的丰富诠释经验与诠释传统，完成传统诠释理论的当代转化，以重建中国诠释学并努力融入、推进到世界性的哲学舞台中去，是当前汉语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为了纪念伽达默尔诞辰110周年暨《真理与方法》出版50周年，以及促进中国诠释学学科的创立和发展，2010年8月13~17日，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主办的“诠释学与中西经典文化传统”——第七届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学术研讨会在济南隆重召开，来自海峡两岸四地的四十余名专家学者与会。现就会议的召开背景、主要论题与鲜明特色作一简介，以与读者共享共勉。

一、会议背景

诠释学作为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在西方已有相当漫长的历史。它在经历了作为圣经注释学、罗马法解释理论，一般文学批评理论以及人文科学普遍方法论诸形态后，20世纪60年代在伽达默尔那里发展为哲学诠释学。哲学诠释学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它所强调的理解与解释的与时俱进的品格、实践品格和创造品格，这是一种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元化的当今时代相适应的理论品格。因此这种诠释学一经产生，不仅对西方的哲学发生重大影响，而且由于其独特观点和视角，这种影响迅速地波及西方的文学、美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艺术、神学甚至自然科学理论，以致在这些学科内形成新的理论构造和方法论，出现了文学诠释学、历史诠释学、法学诠释学、艺术诠释学、神学诠释学以及科学诠释学等。与此同时，我国具有历史悠久的经典注释传统或经学传统以及围绕这种传统而形成的训诂学、考据学、音韵学以及典籍翻译理论。自孔子说“信文好古”“述而不作”始，中国的学术研究事实上就走了一条“诠释学”之路。所以，我国不仅有两千多年的解释经典的漫长历史，而且在这漫长历史中积累或沉淀了不少经典诠释经验；不仅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而且也有汉学与宋学之争；不仅曾提出“训诂明还是义理明”，而且还提出“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因此，在我国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伟大时代，我国学术文化面临了一个伟大课题：在我国的传统文化里是否找到补充、修正或发展当代西方诠释学的东西，或者说，当代西方哲学诠释学是否将会对我们经典注释传统开启了新的视角。换言之，能否以及如何通过引入西方诠释学这一参照坐标，将中国历史悠久的经典诠释传统和经验，以及其所形成的经学、训诂学、考证学、文字学、注释学等传统与西方的诠释学理论进行“格义”的讨论，在立足于中国自己固有的经典注释传统的同时又借鉴西方诠释学的概念和理论，把中国经典诠释学说与经验从一门“地域性的”专门科目提升为一种普适性的学术传统，从而为建立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诠释学学科探路觅径。 基于上述思考，自2002年起，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在洪汉鼎教授、傅永军教授的主持下，联络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台湾大学、台湾佛光大学、台湾世新大学、澳门中国哲学会等学术单位于大陆、台湾、澳门等地先后组办了7届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学术研讨会，并编辑出版了7辑连续性学术刊物《中国诠释学》。是次会议正是上述系列学术活动的一个新近动作。

二、会议论题

本次会议的论题主要涉及纪念伽达默尔诞辰110周年暨《真理与方法》出版50周年专题报告、伽达默尔与诠释学效应、中国经典诠释智慧与方法、多维视野下的西方诠释学、儒家诠释学等。 在纪念伽达默尔诞辰110周年暨《真理与方法》出版50周年专题报告方面，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洪汉鼎教授指出，《真理与方法》时期，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特征，可以用他在该书中所用的标题“哲学诠释学的经验理论”来概括，而在《真理与方法》完成之后，其哲学诠释学的特征就可以用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作为修辞学的诠释学以及作为想象艺术的哲学诠释学来标志。其中，作为想象艺术的哲学诠释学，可以看作伽达默尔对其诠释学的晚年定论。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林安梧教授认为，《论语》涉及到诠释方法论的诸多语句，如“一言以蔽之”、“闻一以知二”、“闻一以知十”、“举一隅以三隅反”、“吾道一以贯之”等，其中隐含着极丰富的诠释学思维，依序分别可理解为“概括性的思考”、“对比性的思考”、“根源性的思考”、“脉络性的思考”、“贯通性的思考”。而这些诠释学思维莫不关联“道”与“话语”以及“人”这三端的辩证关联。在伽达默尔与诠释学效应方面，台湾世新大学中国文学系郭鹤鸣教授基于据经以解经的进路分析说，《老子》一书喻说之对象，实是掌握大权之君王。尤其是十九章“绝圣弃智”即要求君王绝不可自居圣智，而应兼听广纳，以寻求民意公理；“绝仁弃义”即要求君王不可以私心私欲假借仁义，以一己好恶妄行赏罚，而应忠实遵守国家法制，与第五章“圣人不仁”之旨略无殊异。但郭店简出土之后，由于不见“绝圣”、“绝仁弃义”之语，学者之讨论遂多着眼于儒道相争之议题，仔细寻绎，恐怕亦属诠释过度，未能把握老子之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何卫平教授认为，西方诠释学的发展与启蒙运动分不开，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环节的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虽然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但决不是简单回到浪漫主义的立场，而是作为一个辩证的否定之否定的环节出现的，具有了更深刻的意义。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傅永军教授指出，当诠释学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引导下开始其存在论转向的时候，哈贝马斯逆流而上，在对哲学诠释学展开批判的基础上，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为范例，将批判反思精神和自然科学的因果分析方法引入诠释学中，力求建构一种具有方法论意识的批判诠释学，以满足社会批判理论的整体需要。尽管这种批判诠释方法还存在着种种疏漏，但就它对整个社会批判理论以及诠释学史的贡献而言，还是值得深入分析与探讨的。香港公开大学周柏乔助理教授基于对蒯因和戴维森提出的分析理论在处理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关系上的效力之研究明确认为，语言分析所要揭示的在于语言背后的思想及其人文关怀，所以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并非分析哲学久留之地，其挺进方向直指“诠释”。

在中国经典诠释智慧与方法方面，台湾东吴大学哲学系李贤中教授透过比较庞朴、周云之、孙中原及冯耀明对《公孙龙子》之《指物》、《名实》、《通变》三篇的解读，分析了个中的诠释差异，并以《墨辩》、《荀子》、《庄子》里的文献为依据，进行相关联性的解释，最后还透过方法论之反省，说明诠释者在参照系、诠释情境、合理性标准及其一致性在逻辑、语言、时代背景上的相互关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曾振宇教授认为，立足于西方哲学尤其是笛卡尔以来的对立二分概念体系分析，中国本土哲学概念多多少少会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无法回避的是这恰恰正是中国古代哲学概念的“貌相”：概念内涵语义含混，概念外延边界模糊。在如何认识与裁评以“道”为代表的中国本土哲学概念系统问题上，李泽厚所主张的“澄清含混的语义批判”指明了现代中国哲学的未来方向。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王新春教授认为，积淀了齐文化丰赡底蕴的《管子》一书，其牧民思想的提出有着齐文化的特有背景。这一思想首先关注的是人生的形下之维，并由此生发鲜明生命关怀和对民众生命存在本身及其价值的正视与善待，进而提炼出更具一般性意义的以顺民心为主旨的为政之道。在形上之维，它又基于长远的人文关切，倡言提升民众形而上的精神质量乃至整体生命境界，进而令国家乃至天下之整体人文品味得到升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叶锦明副教授指出，道教研究近三十年来发展蓬勃，但是对于理解经典有根本重要性的诠释学问题，似乎仍未受到学者适切的关注。所以，她以道教传统经典为核心，采取语理分析的进路，探讨道教在诠释经典上的一个基本问题，即“作者是谁”的问题，并藉此对一些不当的预设展开批判。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林永胜助理教授认为，初期中土佛经译家在进行佛教翻译之际，并非完全没有参入自己的思考，而通常是用一种模拟式的思维来进行翻译工作，最后遂形成了所谓“二以贯之”的修养架构。

在多维视野下的西方诠释学方面，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李章印教授认为，当后期海德格尔把人的本质最终展示为与存在的相互归属之时，前期的此在诠释学或存在论诠释学成为源始意义上的诠释学，即源始诠释学，但源始诠释学不是对此在诠释学的否定，而是标志着存在之思的新阶段。安徽大学哲学系张能为教授通过对伽达默尔文化观及其现代文化反思的探析指出，文化问题实质上是哲学问题，对现代文化的科学化、技术化本质肯定与广泛认同从根本上就源于人类实践理性和实践哲学的丧失与衰落，因此，文化的扭转和重建必定蕴含着实践哲学传统的强力接应和伟大复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哲学研究所李清良教授针对《真理与方法》中关涉理解者之存在方式的“同在”（Dabeisein）概念常遭忽视的研究状况，专门探讨了伽达默尔的“同在”概念，并藉此阐述了他关于理解者存在方式的基本思想及其重要意义，以及他在这一方面所受海德格尔与柏拉图思想的重要影响。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铁省林教授认为，哈贝马斯的批判诠释学之所以异于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就在于它的批判性。以批判为特征的批判诠释学一方面批判并弥补了了哲学诠释学的缺点，另一方面也为交往行为理论的构建奠定了诠释学的地基，开辟了正确的路向。香港树仁大学社会科学院翁正石助理教授比较了戴维森的三角关系价值观与哈伯马斯的共识价值观：两者固然有着不同的背景和进路，但均认为价值与事实都具有客观的认知意义，同时具有真假值；两者都认为价值的客观基础，必须建立在如何共同的诠释外在世界；两者在证立价值的客观基础时，都是从物理世界、他人心灵的世界及自我心灵的世界三者具有相互依存的逻辑关系而进行证明的。在儒学诠释学方面，淡江大学中文系袁保新教授在提交会议的论文中指出，质诸当代儒学的诠释，对于应该如何定位儒家哲学的义理形态，学者的见解纷乱不一。这就意味着，当代儒学的研究，已然必须从诠释学角度切入，这才可以帮助我们从各式各样的诠释系统中，找到方向，从而为儒学参与世界文明的对话平台，既能兼具本身的特色，又能针对西方主流的文明，有所反省有所批判。依此之故，他主要是顺着三个议题方向展开探究：第一个问题是要辨识儒家成德之教究竟是一种“规则伦理”观，还是“德性伦理”观？第二个问题，儒家人性论是一种主体性哲学，还是一种接近海德格实存哲学进路的人性观？第三个问题，则主要是探讨儒家的人性关怀里，是否蕴涵着某种形上学？如果是的话，这种形上智慧又具有什么形态，足以与西方传统形上学有所区别。深圳大学文学院景海峰教授认为，以经典诠释为中心的儒家诠释学在20世纪发生了重大的转向，即不再是围绕着经典本身的释义，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思想展开的诠解，由注解性的经学变成了观念论的哲学，并且很大程度上受到西学的影响。但是，在形式上为西学所牵引和左右的哲学化路向，并没有改变当代儒学骨子里仍以中学为体的性质，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眷顾和其儒学信念的执着，使得当代新儒家的哲学化儒学诠释工作，不可能是完全照搬西方哲学的，而是通过批判性地吸收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新知识，以重建儒家本位的文化系统。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刘杰教授认为，传统儒学的理论化和现代化不是只有哲学一条路可走，而是也可以从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种角度展开，另外，不应该单纯限于方法的意义上来理解和使用哲学诠释学，因为所有成熟的人文社会学科在方法上都有其自身的工作技艺和精神技术，而且哲学诠释学也并不是方法意义上的东西，它对我们理解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和能力倒是更有助益。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唐格理（Kirill Thompson）教授认为，以儒道为代表的早期中国人文主义冲动对于西方人文主义中的个体主义偏好和种族中心主义提供了某种解决方案，但是，尤其当儒学在帝国时代僵化为教条和意识形态之后，它就丧失了其早期人文主义冲动的诸多滋养功效。山东大学陈炎教授提倡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应持守一种“价值中立”立场，而在学术研究方法上则应坚持“方法多元”原则，他指出，“价值中立”立场和“方法多元”原则，同样适用于中国传统学术和儒学研究。按照“价值中立”原则，在儒学研究上必须拒斥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儒学文化功能的过度放大；而取“方法多元”原则，就要鼓励研究者广采百家，会通中西，多维度地对儒学思想进行立体研究。此外，与会学者还围绕“诠释学：比较与批判的视野”、“诠释学与实践智慧”、“诠释、考辨与逻辑”等进行了热烈讨论和友好交流，鉴于篇幅所限，兹不细述。

三、会议特色

概而言之，本次会议主要体现出连续性、包容性和活力性等三大特色。

就连续性而言，建立一门既不同于西方诠释学，又不同于中国传统经学注释学，且能与西方哲学诠释学相比肩的中国诠释学学科，是一项比较漫长而艰苦的学术事业，需要长期的积累与合作性的探索，所以自2002年以来，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联合海峡两岸四地有志于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研究的学术机构和研究力量，先后召开了六次相关议题的学术研讨会，而这次会议正是该系列会议的一个持续推进。与此同时，为了推广研讨成果，为海峡两岸四地乃至整个华语学界诠释学与中国诠释学研究提供一个高端、开放、厚重的学术平台和交流窗口，自2002年起，洪汉鼎教授和傅永军教授联合主编《中国诠释学》学术集刊，迄今已出版七辑，在海内外汉语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此次研讨会的重要论文将收入《中国诠释学》第八辑。

就包容性而言，此次会议一如既往地体现了兼容并蓄、注重对话的特色，其中既有对诠释学经典理论的反思和重构，也有来自分析哲学立场的辨析和释疑；既有对儒学诠释经验和路向的提炼和概括，也有佛道方面的专项探索和创新；既有存在论层面的形上沉思，也有对社会实践层面的现实关怀；既有中西之间的相互批判与发明，也有对某一学统内部发展脉络的梳理与盘点；既有哲学向度的理论探究，也有历史向度的史料考证，还有文学向度的赏析解读，如此等等。此一特色在当前学界可谓是尤为珍贵。如所周知，多年来由于汉语学界的学科体制划分过细的限制，常常导致文史哲之间、中西马之间、儒释道之间似乎壁垒森严，各是其是。这对学术的发展、问题的探索显然是一个严重制肘。而历届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学术研讨会以及《中国诠释学》集刊都努力突破学科过度分化、学者门户对立的束缚，积极促进来自不同背景和立场的理念、观点、方法之间的互动、碰撞和交流，从而真正为中国诠释学的发展创造平台、凝聚力量。实际上，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早有教诲：“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就活力性而言，这次会议不仅有诸多德高望重的硕学耆宿和学养丰厚的思想中坚鼎力支持，而且也有多位来自海峡两岸高校与科研机构的青年博士和讲师积极参与。这对中国诠释学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学术共同体的良性建构以及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机制的巩固都是一大重要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