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朴，山东大学终身教授，他在中华文化的诸多研究领域，如火历、三分说、出土简帛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文革”时被下放到曲阜，地上无书可念，庞朴就念天书，在操场上把漫天星空都搞清楚了。没想到，他的看星星，直接引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发现——火历。

庞朴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同时又是三分的。他深深相信，中国文化体系有个密码，就是“三”。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圆融”。

■通讯员 法帅

“炼汞烧铅四十年，至今犹在药炉前。不知子晋缘何事，只学吹箫便得仙。”

一踏进环东佳苑庞朴家的大门，便会在客厅墙的正中看到这样一幅字，这是庞朴自己手写的唐人高骈诗，借以抒发自己平生治学的心志。

庞朴，当今中国著名文化史家、哲学史家、儒学研究学者，山东大学终身教授。他在中华文化的诸多研究领域，如火历、三分说、出土简帛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而维系这一文明于不坠的灵魂，则是中华文化。

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风起云涌。中华文化能否维系中华文明继续向前发展，成为一个半世纪以来人们争论的焦点。

作为一名坚定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庞朴仍然坚信，中华文化时至今日仍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并为此，走在探索中华文化的学术之路上，不曾止歇。

“地上没有书可念，我就念天书”

熟知庞朴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能够为了真理而无所畏惧的人。“一朝立志，便下定决心，不畏艰险……数十年如一日，无怨无悔，从不懈怠。”老朋友、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丁伟志这样评价他。

1949年，年仅20出头的庞朴，就做了一件置生死于度外的事情：从蒋管区投奔到解放区。到了解放区，庞朴就留在了华东大学。后来，华东大学与青岛的山东大学合校，从此庞朴成为了山东大学的一员。对于这段时间的工作和生活，庞朴说道：“从蒋管区到解放区，虽然只是换了个地方，但却像换了一种空气，换了一个时代。”

庞朴是以研究中国文化而名家的，殊不知，他今天治学的成就最初都是在私塾中打下的基础。庞朴在小时候，按理说已没有机会读经典，但在他11岁的时候，日本占领了他的家乡，办了一些“新民小学”，实行奴化教育。庞朴及其家人坚决不去这种奴化学校，遂转入一个私塾中继续学习。“这或许是国家不幸诗人幸吧。”庞朴说。《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五经只读了《诗经》），等等，就是在那时背得滚瓜烂熟的，由此启发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感性。

庞朴真正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是从1952年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哲学开始的。两年后，庞朴毕业回到山东大学教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时候，庞朴发现毛泽东哲学思想中有许多中国哲学的东西，而且分量比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要多很多，所以，庞朴认为，要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首先应该了解中国哲学思想，遂决定转到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但后来这却成为庞朴被批判的重要原因。在“文革”中，北京有所谓“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而庞朴就属于山东大学历史系的“三家村”。1971年，庞朴被下放到了曲阜。“一时间，知识比狗屎还臭。”庞朴说。他的书都被贴上了封条。不看书，这时庞朴干什么呢？“到曲阜后，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东西，那就是天上的星星特别多，济南没那么多。地上没有书可念，我就念这个天书；地上有阶级斗争，天上没有阶级斗争。”于是，夏天的晚上，庞朴就搬把椅子，在操场上看星空。花了两年的时间，把漫天的星空都搞清楚了。没想到，庞朴的看星星，却直接引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发现——火历。

到了“文革”后期，庞朴可以读书了。有一天，庞朴在读《左传·昭公十七年》时，注意到这么一件事：负责天文的官员预测，六月初一将要发生日食。于是，他向国君报告说，六月初一有日食，要准备救日。就是举行一种拯救太阳的仪式。他还补充说，六月初一是个特殊的日子，仪式要特别隆重。当时的宰相提出异议，认为没必要那么隆重，只有正月初一的日食才需慎重对待。那位官员说，这个六月初一就是正月初一。

为什么六月初一就是正月初一？以前从没有人认真对待过这个问题。经过思考，庞朴发现，这是有两套历法的缘故，就像今天一个日子有阳历和阴历两种说法一样。于是，庞朴顺着这个线索开始梳理，结果发现在中国上古曾有一个火历的问题。就是说，在以太阳和太阴为授时星象以前，古代中国人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以大火星（心宿二）为生产和生活的纪时根据。

大火昏起东方之时，被认作一年之始；待到大火西流，则预示冬天来临。庞朴称这种疏阔的但却固着于生产与生活的纪时法为“火历”。庞朴发现，火历不仅在文献中留有大量痕迹，在民俗中也保存着浓厚的风习，比如华人为何尚龙，龙为何戏珠，寒食、灶神，等等；天文学史上不少费解的难题，如二十八宿的顺序何以逆反，太岁纪年法的旋转方向为何与日月五星相左，等等，也都只能以火历来解释。

庞朴的发现引起了天文学界的极大兴趣。天文史学界权威席泽宗就曾公开高度评价过庞朴的这一发现，并认为庞朴的这种做法，才是研究中国天文学史的正确方法。因为在他看来，现在许多研究中国天文史的学者用的都是西方的科学体系，这样中国很多天文史料都通通被削掉了，如此一来，中国天文史的研究就没法发展了。

推动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

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出现，与庞朴对文化研究的重视和推动有莫大关系。1981年，庞朴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聘，担任《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史》国际编委会中国代表。出于职业的敏感性，庞朴发现中国当时极端缺乏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原因自然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谁也不会想到，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恶果之一，竟是大革了文化的命。”因此，庞朴开始在学界呼吁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当然，“文化热”的兴起有其现实的社会背景，即跟邓小平同志提出“四个现代化”有关。现代化的对立面是传统，所以在谈现代化的同时，很自然就有一个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西方曾认为：要现代化就不要传统，要现代化就必须抛弃传统。现在国家提出现代化了，那传统怎么办？这是当年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1982年，庞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应该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一文，率先发出重视文化史研究的时代呼声，引起学界的强烈反响，从而掀起了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序幕。

文化是什么？庞朴为此曾去拜访钱钟书先生。钱钟书说，你不问我的时候，我知道文化是什么，你一问我，我倒糊涂了。事实上真是这样，当时谁也搞不清楚文化的形式是什么？内容是什么？怎样发展的？怎样衰败的？文化跟政治经济的关系是怎样的？没有人能形成非常肯定的表述。1949年到1979年，30年里中国只出版过一本关于文化的书。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庞朴曾就文化学、文化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诸问题，数十次发表演说、撰写文章，阐述其对文化的各种思想认识，从而推动了文化研究热潮的前进。庞朴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可归纳为“一二三”：一就是一个定义，什么叫文化？文化就是人化。二就是认为文化有两个属性：民族性和时代性。三就是文化有三个层面，即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的。庞朴对于文化的定义、两个属性和三层结构的阐述，引起了学界的极大重视，成为探讨中华文化问题的重要理论指导。

庞朴特别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并认为文化是民族的根，文化的最基本属性是它的民族性。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这个民族最后就会蒸发掉。满族就是一个例子。满族统治了全国，最后满族自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它的文化和它的民族分离了，满族文化失去了民族性，最后这个民族就没有凝聚力了。

然而，“文化热”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却形成了一股反传统的潮流，自由主义文化观在社会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其具体体现就是纪录片《河殇》。《河殇》中说中国是黄河文明，西方是海洋文明，提出要用蔚蓝色的海洋文明代替黄河文明。后来，王元化提出“新启蒙”，认为五四时期的科学和民主问题没有解决好，过去的传统是一直处在蒙昧时代，现在要继续解决启蒙问题。因此，《河殇》和新启蒙，都是自由主义者对待传统文化的看法。然而，他们否定文化民族性的倾向，很快便被历史否定了。

对中华文化密码“一分为三”的探究

庞朴是中华文化研究的大家，不仅仅指其知识之渊博，见解之深刻，更是指他富有创新精神，往往能够独辟蹊径获得新解。对此，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曾对其评价道：“他是一个很杰出、很有创见的学者。”丁伟志也说道：“庞朴兄治学之所以获得成功，与勤奋并立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原由……那就是他始终坚持着创新精神。”

而在诸多创见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对中华文化密码“一分为三”的探究。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庞朴开始从文化现象入手，致力于中国辩证思想的研究，以解读中华文化密码。比如说，他从黄帝的传说开始，用黄帝的故事说混沌，用“伯乐相马”来谈认识论，从“庖丁解牛”谈实践论，通过一批出土文物（纺锤）来谈“玄”，运用几个上古文字来说“无”，如此等等，最后当然都要归结到中国辩证思维。

其实，庞朴倡导“一分为三”，偏好方法论的研究。十年动乱期间，庞朴深感中庸至德之可亲可贵，并亲历了“民鲜能久矣”的可叹可悲，于是有了认真看待“中庸之道”的酝酿，在1981年的《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发表了震惊学界的《“中庸”平议》一文。1984年，《儒家辩证法研究》出版问世。书中从辩证思想角度对仁义等的解说，对儒家“一分为三”方法的揭示和分析，都以其敏锐而平实的学风，博得海内外学者的赞誉。

庞朴深深相信，中国文化体系有个密码，就是“三”。于是便用这个密码去开中国文化宝藏之锁，也用开了锁的宝藏文化来反证密码之存在。如《解牛之解》、《相马之相》等。古稀之后，庞朴开始对“一分为三”给出理论上的说明，于是有了《中庸与三分》等尝试。2001年，他开始撰写《一分为三论》，2003年出版，给“一分为三”研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庞朴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同时又是三分的；统一是三分的统一，三分是统一的三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其密码也正是一个‘三’字。”这种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圆融”。人类主观世界里的根本分歧，是在圆融的三分一统和僵化的二元对立两大观念之间。

对于这种“一分为三”的思维，其实理解起来也很简单。例如，在经济工作中有所谓“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和“抓而不死，放而不乱”者，便是经济工作中运用二分法还是三分法的不同情景。

庞朴还用中国诡辩派的“鸡三足”来解释三分法。诡辩派的“鸡三足”说，听来似乎是一种奇谈怪论，其实并不是说鸡真有三条腿。而是说，鸡有左腿，又有右腿，两个对立的腿到一起以后，它们之间一定还有一只看不见的足，在指挥着左右两个看得见的足，所以是“鸡三足”。

而怀疑三分法说法的，则会举例说黑白之间有赤橙黄绿青蓝紫，空间分四正四维等，因此应该是多元的或多分法。其实，这些都不是严格意义的分类。其根本的盲点在于把现象当做了本质，须知任何事物的本质都是对立统一的。

“庞朴就是会猜谜，他已经猜出好几个谜了”

庞朴从小有很多玩趣，但最令其着迷和怀念的则是猜诗谜。猜诗迷，就是把一句诗抽掉一个字或者一个词组，然后提供几个类似的字或词组，让你去猜，测验你的文史知识。不过，猜的同时要押上货币，押对的赢钱，押错的输钱。这种似赌钱又不是赌钱的游戏，庞朴回忆，对大家的文化修养还颇有点帮助呢！并感叹，现在很少有这种寓文化学习于娱乐的活动了。

没想到，庞朴把这种孩时的乐趣用到了他后来的学术研究中，而且收获颇丰，《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古谜》一文，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了一批先秦文献，庞朴从《文物》上读到了有关马王堆的简报后，指认出其中有属于思孟五行学说的篇章，并将其整理校注命名为《五行》。文章证明，马王堆帛书所谓的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即荀子《非十二子》中指责的子思、孟轲所造作的五行，从而解决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谜团。

不过，文章写完后并没有立即发表，而是放在了抽屉里，一直到“四人帮”倒台。之所以不发，是因为当时正值“批儒评法”的影射史学肆虐时期，人们对于儒学唯恐避之而不及。然而这却不妨碍庞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四人帮”倒台后，庞朴才发表此文。庞朴此举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使沉寂了两千多年的思孟五行古谜，因之得以迎刃而解。

1998年，《郭店楚墓竹简》出版再一次震惊了学界。因为郭店楚简里有许多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这重新点燃了庞朴20多年前爬梳马王堆汉墓帛书时的好古之情，于是对湖北荆门郭店竹简进行逐篇研究，提出了儒家“三重道德”论、从心旁字看思孟学派心性说、“仁”范畴的演化等精辟见解。

庞朴认为，郭店楚简虽然只有一万三千多字，但是意义却相当重大。它的价值主要在于填补了孔子和孟子之间的空白。以前谈起先秦儒家就会谈到三位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而实际上这三个人物只是三个点而已，孔子只谈“仁”，孟子谈“仁义”，那么怎样从孔子到孟子，孟子是怎样用“义”去补充“仁”的呢?实际上郭店楚简就从内外两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从孔子的“性相近”到孟子的“性善论”，从孔子“仁”到孟子“仁义”的提出，这两个过程在郭店楚简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可以说，郭店楚简是联系孔子和孟子的一座桥梁。

在郭店楚简里面，庞朴还发现了有大量带“心”的字，这个现象在以前没有发现，大家也都不知道。显然，这样一种研究“心”的潮流的形成，是为了回答如何从人道到天道的问题。具体讲，郭店楚简里有一篇《心之命处》，其中有个重要的命题就是“道始于情”。以前大家一直觉得儒家思想认为人心是善的，人情是恶的，现在发现了“道始于情”，如果“情”是恶的话，那么“道”也就是恶的了。所以从“道始于情”看，儒家对“情”应该是肯定的。汉代以后，一直到宋明理学，实际上都是反对“情”的，而郭店楚简正好帮助解开了这个结。

正是因为庞朴解开了这些谜团，很多人惊讶不已。有一次，庞朴在北京参加一个会，在从住的地方到会场的路上，碰到了几个研究生，只听他们说：“庞朴就是会猜谜，他已经猜出好几个谜了。”他们不知道庞朴就在他们背后走，结果回头一看，很是尴尬！

生活中的庞朴：极高明而道中庸

今年85岁的庞朴，如今已是蜚声国际的学者，中华文化研究领域的大家，其学术成就令人仰止，哲思高明令人莫测。然而，在生活中他却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普通老先生，不过这可不是平常所理解的普通，而是经高明而后返回到中庸的普通。“庞先生是一位真正能够将所学与生活融于一体的人，他的生活看似平常，实则不然。”庞朴的学生、山东大学教授冯建国说。

在外人看来，庞朴的生活似乎很简朴，生活中的饭菜也是朴素得很，吃的都是市场上最普通的蔬菜水果、鸡鸭鱼肉什么的。庞朴自己曾有过这样的规定：每一两个星期才打一次牙祭。这给庞朴的身体带来了莫大的好处，老年人整天担心惧怕的“三高”问题，从来没有发生在庞朴的身上。可以说简朴的后面却不简单。

庞朴生活中有一个爱好就是看报纸。有一天，他递给来访的学生一张报纸，说：“你看一下报纸中这些美术作品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位学生接过来左看右看，始终没看出什么问题来。于是，庞朴指着其中的一幅画说：“你看这幅《荀子祭酒图》，画面上的几个人在举杯畅饮，根本不像荀子在讲学，祭酒可是今天所说的老师。这幅画本应展现的是荀子作为当时稷下学宫的学术领袖的风范，然而却被画者理解为一种喝酒畅饮的活动，实在不应该！”

庞朴在学术上非常重视文献基础，这是众所周知的。有一次，庞朴在住院打吊瓶的时候，突然对来看望的学生说道：“闲来无事，我给你们上堂课吧，教你们怎么阅读古文。”结果，当场把学生们给愣住了，没想到穿着病号服、躺在床上挂吊瓶的先生要现场开课。庞朴说：“你们知道《论语》中‘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这段话吧？……”学生们围在旁边认真听讲起来。没见过这场面的医护人员及其他行人纷纷驻足观看，一时成为病房里的一景。

庞朴还曾因身体乏力等问题住过几次医院。同医院打交道多了，庞朴发现中西医在治疗方法上有着根本的不同，于是，他给医院也下了个诊断：“中医是治病的人，西医是治人的病。”用简单的一句话，将中西医的本质区别指了出来。在同老中医交流自己的病情时，庞朴说自己的感觉是“麻而不木，肿而不胀”。大家知道，麻过了就是木，肿大了就是胀，庞朴对自己病情的描述真可谓精准。

庞朴在生活中始终将学术和自身合二为一，气象不凡，却又简朴如初，而这恰是那个“三”。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庞朴其人其学的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