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山东大学联合主办的《杜甫全集校注》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日前在京举行。据悉，《杜甫全集校注》的设想于1976年提出，1978年立项，并在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教授萧涤非先生的指导下于上世纪80年代取得很大进展。后因萧涤非去世等因素，项目编纂工作停顿近20年之久。直至2009年经过多方协调，由萧涤非的学生、山东大学教授张忠纲先生担任全书终审统稿人，校注工作方重新启动。如今，历经三代学人36载的艰辛努力，12厚册、近700万字的《杜甫全集校注》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 在当初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制定的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大作家集”规划所确定的15种大作家集中，唯有《杜甫全集校注》“姗姗来迟”，其间经受了怎样的编纂校注历程？这部被称为集大成式的著作，具备哪些特色与创新之处，对古典学术研究及传统文化传承又具有哪些价值与启示？对此，本刊特对与会相关专家、学者进行采访。

坚守文献编纂“冷板凳”

从规划之初，到编纂撰写，再到新书出版，《杜甫全集校注》工作历时近40年，前期被萧涤非先生点名参加校注工作、重启后又接棒主持工作的张忠纲回顾了校注编纂出版始末。他表示，为了搞好校注工作，校注组一方面广泛阅读和搜集有关杜甫的研究资料；一方面进行实地考察，“1979年5月至7月，我们在年逾古稀的萧先生的率领和指导下，先后到河南、陕西、四川、重庆、湖北、湖南等地，对杜甫的行踪遗迹进行了实地考察。之后，又先后三次分别去鲁西、鲁南、陕北、陇右、平江一带进行了补充考察，加深了对杜诗的理解，并收集到不少重要资料”，其间还写出了13万字的杜甫行迹考察记《访古学诗万里行》一书。此外，校注组还翻阅了唐以来的诸家别集、杂著、诗话、文论等，从中辑录了有关杜甫的大量资料。截至1994年，已完成十四卷初稿。

而校注工作重启后，校注组在面临近20年期间人事、行政区规划等的变化及研杜成果新见纷呈的情况下，又坐了近5年的“冷板凳”，终将杜注成册出版。其中艰辛与繁杂，渗透在校注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中。张忠纲谈及对杜甫诗文进行重新调整和编次时说道：对于原卷八《所思》“郑老身仍窜，台州信所传……”以前学术界认为郑虔卒于广德二年(764年)，但新近发现资料认为其卒于乾元二年(759年)。此类细节校正可谓不胜枚举。

见证工作后期每一个环节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先生表示，校注后期工作“历时比较长，经手人数比较多，加上时代变迁和学术新的发展，要修订过去的作品和体例不清楚的地方，还要对稿子进行补写和增订，这个难度比较大”。而张忠纲能够坚持下去的主要支撑之一则来自于其老师萧涤非，“先生生前曾赋诗云：‘但恨在世时，读杜不得足！’这指的就是他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没有完成……每当想到先生的终生遗恨，我不禁砥砺奋发，研杜不辍。”对此，周绚隆补充了这样几个情节：“在校注工作后期的一年夏天，我去山东大学一分校看望张先生，发现他在离分校很远的一间小屋中，独自一人在那专心做校注工作。后期审读清样中，张先生更是一人跟出版社的四个编辑做‘车轮战’，四个编辑看完后他一人过，着实辛苦。”

而《杜甫全集校注》能够最终面世，除校注编纂者的辛苦劳作外，出版方对于校注项目的始终不弃也不容忽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先生表示，在校注工作第一阶段中，人民文学出版社无偿提供了王利器、舒芜等先生据11种宋元刊本和明钞本所做校勘资料，为杜注校勘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在校注工作重启后，作为出版方，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予全力配合，如积极准备材料，申报出版基金，敦嘱该社古典编辑部、校对部等相关人员做好出书前准备工作等，前后耗时两年多。管士光颇有感慨地说道，“如果说编辑工作是为他人做嫁衣，那么这件制造数十年的嫁衣无疑厚实，更加光彩夺目。”对此，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刘石教授认为《杜甫全集校注》的成功出版，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品格是分不开的，“除了它的品牌外，还有一支强大的学者型编辑队伍，以及他们的品格，比如在《杜甫全集校注》工作过程中无偿提供诸多校本资料等，这个传统在出版社已经为数不多。”

守正中寻求集成创新

关于《杜甫全集校注》本身，全书共收录杜诗1455首，文赋28篇。采用编年体例，又因杜甫传世之作以诗为主，故诗文分编而先诗后文。卷前有《前言》、《凡例》及《引用杜集评注本简称及方式》，每篇作品都包括题解、注释、集评、备考及校记五部分。该书以存世最早版本《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参校13种宋元刻本和一种明钞本，又以《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最佳影印本中所征引者参校。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陈尚君先生认为此书“文献之丰备，校勘之精审，注释之周详，考断之稳妥，确能代表当代别集整理新注之最高水平，是一部总结1000多年来杜甫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在杜甫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谈及特色，陈尚君表示，该书是一部守正出新的作品，并期待今后的杜甫研究能够以此为起点，将杜甫研究提升到新高度，这与国家图书馆原馆长詹福瑞先生所评“旧本新面貌”可谓“不谋而合”。西北大学副校长李浩先生特意提到该书“备考”部分，“‘备考’强调了很多学术史上所存在的问题，这能让初学者很快找到杜甫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学术研究，而无需再花费太多精力重复前人已经涉足或积累的选题，可谓对初学者提供了便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党委书记刘跃进认为，《杜甫全集校注》的“新”主要体现在集成创新上，“我记得清代学者阮元曾想把清代‘十三经’一家一家地进行系统整理，把清代各家著述罗列在古籍原本的每一句每一字下面，做一个精华式的读本。但阮元没有做到，而我们今天有这个条件了。研究传统文化其实没有什么原始创新，几乎不会出现什么新东西，我们现在能做的是集成创新，这是这个时代学术创新的一个特点。而《杜甫全集校注》将带着这个时代创新的痕迹流传下来。”

在杜注具体内容的可读性方面，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先生表示，他曾在张忠纲所主编的《全唐诗大词典》序言中指出该书具有专业研究与知识普及相结合的特色，而如今的《杜甫全集校注》亦然，他觉得后者当然是以专业研究为重点，但也客观上起到了普及杜诗知识的作用，并建议在此次校注基础上，重新再做一个《杜甫诗选》。

不过，“虽然《杜甫全集校注》作为集大成式著作，代表当前我国杜甫研究之最高水平”，但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先生指出，杜注仍然无法逾越这样一条学术规律：任何一项学术研究、任何一个创作、任何一个出版，它都是一个遗憾的行为，这或许是做研究的、做出版人的宿命。因此，尽管该书在目前达到了整个杜甫研究的高峰，但也大概逃不过这个宿命，一定还有这方面、那方面的遗憾或不足，希望在未来的再版工作中，把我们发现的遗憾予以弥补。

从“云端歌唱”到回归现实

三代学者经过36年艰辛，方成就一部《杜甫全集校注》，虽然其中有很多主客观因素，但一些参会者认为“慢”或许是一件好事，起码证明了一种好的学术风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书局原编审程毅中先生表示，“杜注虽然出得慢，经过了一些挫折，但还是有好处的，积累得更多，就会做得更好、更稳，毕竟古籍整理是需要长期积累的。当然，这也需要各方对这部巨著的经费支持。”西北大学副校长李浩教授进一步补充道，当前学术研究或多或少受到了工业生产中“多、快、好、省”的影响，而杜注的三代学者“少、慢、费、优”，起码证明了学风的另外一面，有着很好学风的传承。“精品力作还是得需要花时间打磨。”李浩强调。

将《杜甫全集校注》放置国内学术研究及文化传承的广阔视野下，或许杜注出版更能对学人有所启发。在学术研究领域，詹福瑞表示自己近些年来比较喜欢研究杜甫，与年龄无关，而是与当前学界或创作界对于一些现象的关注有关，“我记得胡适先生说过，李白是天才，但是他是在天空歌唱的诗人，杜甫才是我们自己的诗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杜甫对现实尤其对平民给予了诸多关注。将李杜放在一起，才能看到中国古代士人的一个全貌。前者偏重对自由的追求，后者偏重对社会的关注。如果只关心李白，可能会离现实比较远，如果关心杜甫，就会比较接地气。而当前学界或创作界在云端‘歌唱’的人比较多，对平民百姓的关注比较少。《杜甫全集校注》的出版可能会带动我们读者进入一个杜甫的世界，带动我们作者回归学术研究的人民性。”清华大学教授谢思炜先生也充分肯定了该书的现实意义，“杜甫创作内容的沉重与严肃，让当代人有些疏远。我们经常讲到传统热、国学热，但杜甫研究在其中并不是一个热点，没有得到特别的强调与重视，《杜甫全集校注》的出版或许可以弥补一下这个遗憾。”

而在世界学术研究的范畴下，《杜甫全集校注》来的更是适逢其时。刘跃进教授表示，当今西方学术界盛行一种风气，专注于研究钞本，表面上看是学术方法的不同，实则其背后有一个潜台词：钞本时代的文化都值得怀疑。由此则可以得出，我们今天所流传下来的东西都不一定百分之百是当时的东西，因为直到唐代，我们还处在钞本的时代，宋代以后才有印刷。“最近看西方新出版的文学史，它可以把杜甫解构掉，把李白解构掉，把《诗经》、《楚辞》解构掉。对此，我们学术界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坚守我们的传统，守望我们的经典。”刘跃进表示，“《杜甫全集校注》面世的意义并不仅在于一个李白或者一个杜甫，而是在坚守传统、守望经典。我们的传统与经典守不住，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将面临严峻形势。”对此，李浩也表示认可，认为将《杜甫全集校注》放在2013-2014年度出版，体现了我们国家对传统文化的强调，对传统文化建设的强调，“我觉得，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当下对传统文化的强调达到了空前，而《杜甫全集校注》作为传统文化的实质性成果，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献礼。”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4/04-28/611168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