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山东大学联合主办的《杜甫全集校注》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日前在京举行。据悉，《杜甫全集校注》的设想于1976年提出，1978年立项，并在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教授萧涤非先生的指导下于上世纪80年代取得很大进展。后因萧涤非去世等因素，项目编纂工作停顿近20年之久。直至2009年经过多方协调，由萧涤非的学生、山东大学教授张忠纲先生担任全书终审统稿人，校注工作方重新启动。如今，历经三代学人36载的艰辛努力，12厚册、近700万字的《杜甫全集校注》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 对他的研究绝不会过时，他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丰富有变化的，他的诗歌里面有自己也有国家，和许多诗人比较，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处于第一第二的位置没有问题。他的作品包括古体诗到近体诗，在原来范例之上开创了很多新的体制，比如七律，杜甫所写的七律总量比他之前其他人所写七律总和还多。杜甫的七律本身格调、意境非常高。杜甫的七律代表了他诗歌成就的最高水平。相对而言，他的绝句要弱一点。现在从杜甫诗歌中可以找到唐宋时期任何一家的表达，这就是大家的气象。他的情感表达很注意度的把握，他在写作情感的时候，内涵非常丰富，不像李白那样一览无遗。

从规划之初，到编纂撰写，再到新书出版，《杜甫全集校注》工作历时近40年，前期被萧涤非先生点名参加校注工作、重启后又接棒主持工作的张忠纲回顾了校注编纂出版始末。他表示，为了搞好校注工作，校注组一方面广泛阅读和搜集有关杜甫的研究资料;一方面进行实地考察，“1979年5月至7月，我们在年逾古稀的萧先生的率领和指导下，先后到河南、陕西、四川、重庆、湖北、湖南等地，对杜甫的行踪遗迹进行了实地考察。之后，又先后三次分别去鲁西、鲁南、陕北、陇右、平江一带进行了补充考察，加深了对杜诗的理解，并收集到不少重要资料”，其间还写出了13万字的杜甫行迹考察记《访古学诗万里行》一书。此外，校注组还翻阅了唐以来的诸家别集、杂著、诗话、文论等，从中辑录了有关杜甫的大量资料。截至1994年，已完成十四卷初稿。

杜甫的人生经历坎坷，杜甫的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典范意义以及提供的众多类型，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很好的著作还不多。尤其是从技术方面看，中国诗歌从六朝到唐代的发展，经历了古体诗、近体诗的发展转折过程。而近体诗是唐中叶以后才成为诗歌主流，而杜甫是第一次把近体诗的各种变化可能做了很充分的探讨。所以可以这样说，杜甫以前的诗歌写作和杜甫以后的诗歌写作非常不同，而杜甫在这一转折过程中是非常自觉的。

当今西方学术界盛行一种风气，专注于研究钞本，表面上看是学术方法的不同，实则其背后有一个潜台词：钞本时代的文化都值得怀疑。由此则可以得出，我们今天所流传下来的东西都不一定百分之百是当时的东西，因为直到唐代，我们还处在钞本的时代，宋代以后才有印刷。“最近看西方新出版的文学史，它可以把杜甫解构掉，把李白解构掉，把《诗经》、《楚辞》解构掉。对此，我们学术界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坚守我们的传统，守望我们的经典。”刘跃进表示，“《杜甫全集校注》面世的意义并不仅在于一个李白或者一个杜甫，而是在坚守传统、守望经典。我们的传统与经典守不住，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将面临严峻形势。”对此，李浩也表示认可，认为将《杜甫全集校注》放在2013-2014年度出版，体现了我们国家对传统文化的强调，对传统文化建设的强调，“我觉得，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当下对传统文化的强调达到了空前，而《杜甫全集校注》作为传统文化的实质性成果，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献礼。”

http://www.citure.net/info/2014428/201442811525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