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注疏》是中国经学史上汉唐经学成就的代表，与《二十四史》构成传统典籍的骨干。两年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组织人力物力，要对《十三经注疏》唐宋元明清主要版本进行全面系统的校勘，并吸收历代校勘成果，形成完整记载异文材料为主体的《十三经注疏汇校》。这一工作将为深入研究、释读儒家经典提供重要的文字参考，也为进一步整理出版具有当代水平的《十三经注疏》通行本打下坚实的基础。如今，第一项成果《尚书注疏汇校》已告完成。本报今日刊出《尚书》名家对此一成果的审评，以飨读者。

赵逵夫（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十三经注疏汇校》是中华文化研究的一个基础项目，意义甚大。《尚书注疏汇校》工作做得很扎实。这应是《十三经》注、疏系统形成之后，在经过长时间的刊刻造成种种岐误的情况下，对它的文本进行的一次最全面、彻底的研究、清理与订正；在经文、注文方面，也包含对唐以前一些错误的揭示与订正，给以后的研究、引用者提供了一个全面而可靠的科学判断的条件。

首先，底本确定的好。根据十三种书俱全，经、注、疏、释文俱全和错字少这三条原则，排除了不具备条件的，所能用的二种中，确定了北监本，便于纠正阮元本的误校，也避免了叠床架屋之病。这是很正确的。对北监本所存在的某些缺陷的弥补办法，也是周到可行的。

其次，重要的版本全纳入据校的范围，计十九种。这在一般的校勘中很难做到。

再次，吸收了先贤校勘记十五种，可以说是对前人研究成果一网打尽。

第四，因《十三经》在中国文化史上之地位，及流传久、问题复杂，“汇校”在指导思想上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所设计体例、汇校方式等都体现了这一点。

由以上这四点，可见这个工程可能对《十三经》的研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不可能像有些论著、有的“工程”一样给经书的文本造成混乱。我以为该项目结合我国古代典籍的具体情形，采取了一种科学的态度，运用了科学的方式来进行《十三经》的汇校工作，做得很好。此书的出版，一定会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重视。

崔富章（浙江大学教授）：

《尚书注疏汇校》做得很好，有十八种校本，十五种校记，在广度上、深度上都超过了阮元的校勘记。它能给研究者提供多种选择，提供思维的空间很大。《汇校》是传世之作，能为中国的学术，为《十三经》研究，提供长远的支持。

我想从三个方面讲一讲我的一些看法。

第一点，以北监本为底本，同时过录了殿本的句读。殿本的句读质量是高的，但如果它真错了怎么办？比如《尚书注疏》卷第二《尧典第一》疏：“尧典第一篇之名。当与众篇相次第。训为次也。于次第之内而处一。故曰尧典第一。”“尧典第一”是经文（加句读）。下面是孔疏。这里有校的问题，有断句问题。“当与众篇相次第”，“当”应该是在“第一篇”的“篇”上面，作“当篇之名，与众篇相次。”殿本把句读加到“次第”下面，把句子点破了。“当篇之名”指的是“尧典”，“与众篇相次”指的是“第一”。下面是“第，训为次也。于次第之内而处一，故曰‘尧典第一’。”浦镗和卢文弨的校说“尧典第一”下面要增加三个字，“尧典当篇之名”。我觉得“尧典”两个字不需要加。像这种地方的校记，前人校记不到位，还得加按语判断。

第二点，前人的校是错的，怎么办？校本的范围还得适度扩大。我们以《尧典》释文“尧。唐帝名。马融云。谥也。”为例。浦镗的校说这个“谥”是错的，他改成为从言、兮、皿。实际上，这个从言从兮从皿的“諡”唐本《说文》是没有的，“从言，益声”才是正字，许慎的解释是：“从言，益声。行之迹也。”浦镗根据的是通志堂本《经典释文》，这个字是错的。这样说起来，校本、校记的范围要扩大。黄焯《经典释文汇校》，可以列入校本，能避免《十三经注疏》里引《经典释文》的一部分错误。

第三点，《十三经注疏》是传统的名牌，历代的学者都下过许多功夫。宋代以来，我感觉贡献最大、水平最高的应该是武英殿本，确切的说是《四库全书》本。因为《四库全书》本是从殿本来的，但又有发展。这就涉及到底本问题。从学术水平来讲，应该用殿本（四库本）作底本。但是从泽逊实践的情况来看，涉及体例问题，技术层面的问题很多，各有利弊。我赞成泽逊他们选择北监本。但是要充分吸收殿本、《四库全书本》的校勘成果。（王晓娟整理）

虞万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校勘的一般的原则，简化和繁化、异体字都要出校。下面这些字出版的时候怎么办？如“谏”，旁边“柬”是两点，刻本中是一横，像这种不产生新的字，要不要出校？还有避讳字。像李世民的“世”，它变成一个像“也”一样的字，这也不产生新字，出不出校？武英殿本像“弘歷”的“歷”太多了，出版的时候，是不是全部出？一般在校古籍的时候，第一个避讳字写一下，后边就不写了，基本上改掉，或者另外说明。长编我们可以全都做出来，但是在真正出版的时候，还要做一种技术上的处理。

我以前也提出来要多校几个版本。当然你们现在做的是完全对的，因为如果再往上校的话，将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一下子就驾驭不住。

从整个经学发展而言，从深入研究的角度来说，我想提一个建议。你们既然成立了这个“校经处”，可以再出版一种校勘学杂志。以《十三经注疏汇校》为主，专门发表一些校勘记类的文章。我最近在写一篇有关魏石经和熹平石经《尚书·无逸》的文章，与《史记》引到的孔壁本对照，参考了《汇校》，虽然对我研究两汉以前那个壁本很难有帮助，但从中我看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像山井鼎、物观《七经孟子考文补遗》，里面有很多异文，或者夺字，或者衍字，往往和魏晋南北朝以前的一些写本有关系，它的来源都比较早。比如说《史记》引了，或者徐幹的《中论》引了，它确实有夺字，有衍字。这就可以看出九大版本系统也好，七大版本系统也好，他们在改的时候，可能就是根据某个唐以前的写本。所以如果朝前推，如把敦煌写本《尚书》校了以后，对它后面的异同，就可以有一个比较明晰的判断。有了这样一个判断，再进行一定的研究，要对校勘进行按断，就有了一种基础。当然这是长期的事。所以我也同意，现在不按断，现在我们没有这个水平能够把它表述的很精确。但是，我希望有这样一个杂志，发表我们校经处同仁们的成果。因为当自己校出来的时候，其感受和阅读的时候是两样的。因为他比对了很多版本，会有一个切实的感受。我很希望把这些切实的感受写下来，这是推动整个古典文献（至少是在校勘方面）走向一个比较深入的切实措施。（韩李良整理）

汪少华（复旦大学教授）：

《十三经注疏汇校》是对中国文化传承的一个重大贡献。大型项目的好处是能够培养一批年轻人，但《尚书注疏汇校》是成于众手，不是杜泽逊教授一个人做的。大家做的汇校，质量怎么控制呢？刚才认真听了杜教授的汇报，我觉得整个汇校工作的程序相当好，个体的差异在这里不容易犯错误，犯了错误也可以及时纠正，完全可以保证质量。

汇校对异体字的认定非常严谨，我赞成从严，不能从宽。刚才虞先生说到中华书局的《古籍校勘释例》，那个释例原则上我赞成，但是遇到个别情况会有问题，比如它要求对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俗体字一律不出校。不出校有时会失去版本的鉴别价值。比如王维《鸟鸣涧》首句是“人闲”还是“人间”，有争议，因为王维集清代本子作“人閒”。可是宋蜀刻本、元刊本有“闲”和“间”，却没有“閒”，均作“人闲”，这就排除了“人间”；清代本子中“閒”和“闲”通用、“閒”和“间”界限分明，其实也可以排除“人间”。又如《释例》中规定“凡底本不误而他本误者，一般不出校记”、“显著的版刻错误，根据上下文可以断定是非者，不论有无版本依据，可以迳改而不出校记”。我在重新点校《周礼正义》的过程中，发现《周礼正义》楚本和中华书局点校本那么优秀的点校者尚且会有误判、误改的现象，如果不出校，那就贻误后人了。凭什么认定“误”和“是非”，难度很大，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对同学说，你我这样的水准做点校，一定要出校，因为我们判定不误的，在专家看来也许恰恰是误的。回过来看这个样稿，我认为从严把握是恰当的。从出版的角度来说是麻烦的，但从利用的角度说我很愿意去看这样的本子。看上去就是一点一划的差异，但是否一定是一个字呢？有的可以判定，有的一时判定不了，就要从宽对待，留给研究者去看去判断。所以我赞成现在样稿异体字认定从严、出校从宽的处理。（李秋丹整理）

漆永祥（北京大学教授）：

这个项目在开立项论证会时，我曾经说过：山大整理十三经是本分与天职。我们从这经学史来看，如果我们相信六经是孔子整理的，然后到西汉刘向、东汉郑玄、唐代诸经《正义》、宋代“十三经”定型、明代的《五经大全》、清代《四库全书》至阮元本《十三经注疏》，这是历代纸面上的经学文献整理；汉、魏、唐以来至清的石经，又是一个石经文献系统。两者互出叠见，大概一百多年至两百年就会对经书进行一次大的董理。而现在离阮刻本将近200年了，该有人站出来时，杜泽逊和他的团队适时地出现了。

这个项目看起来只校异同，不问是非，但其不经意间解决的问题与是非，恰好也是向来所未能解决的。我只举一个例子，比如监本，因为毁版、补刻与递修，向来为人诟病，清初经学大家顾炎武、张尔岐等人就强烈质疑监本，顾炎武甚至指斥经史书籍“秦火之所未亡，而亡于监刻”，但杜泽逊教授和同学们此次提供的成果，《尚书》的最佳选择竟然是监本，这让学术界大跌眼镜，但这是他们通过多种版本的比对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给监本平了反（至少《尚书》如此）。这就是这个项目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尚书》做到现在这个程度，我觉得非常好，基本上重要的本子都照顾到了。将来速度可能会稍微快一点。十三经好处就是版本各自的系统是一致的、贯穿的，整理前几部后，后面的眉目就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熟练了。我的建议是，先从容易的做起，把“三礼”放在最后。在选版本时，不能无限度地扩大版本范围。

关于异体异形字的问题，我跟虞万里先生的看法一样。比如说信徒的“徒”右边“走”字上面这个“土”现在是左边那半点没有了变成了“上”字，这个就把它挑出来。这些字到底是反复印刷的时候断点，还是其他的原因呢？这类字如果都放在校记中可能会太多。可以在异形异体字表里面出现，将来供人参考。《异形字表》将来也是很好的副产品，给研究语言文字的人增加很多参考的价值。但是“须”和“湏”是两个字，“祗”和“祇”也是两个字。这种应该怎么处理？可以开会专门讨论一下。到底算异形字、异体字，还是就是一次性偶尔出现的错误，还是两个字，这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郭冲整理）

王锷（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我觉得《汇校》的成就在阮元《尚书注疏校勘记》之上。如若出版，定将取代阮元校勘本。就《尚书注疏汇校》而言，已将目前能看到的《尚书》石经本、经注本、单疏本、注疏本等四个系列的主要版本都包括进去了，并且还使用了十五种前人的校勘成果。这样校《十三经》的真的没有。

我觉得在一些方面尚可改进：

第一，《汇校》需要增加凡例。将来正式出版的时候要有两份凡例，各经要有一个凡例，各经的凡例完成之后，总体上《十三经注疏汇校》在这个基础上再提炼出一个每经通用的凡例。因为各经的版本系统不一样，哪些要写进校勘记，哪些不写，为什么要这样写，都需要交代。

第二，版本和前人校勘记的简称，尚需规范。版本简称，或按行款，或按刊刻时间，或按刊刻地点，或按刊刻者姓名；校勘记简称，或按作者，或按书名，还可以再斟酌。像现在我们说的闽、监、毛，大家都已经是公认的了，《考文》、《补遗》这个大家也都很清楚。但是像顾炎武的《九经误字》等可不可以再简化一点，阮元的校勘记叫《校记甲》、《校记乙》，那么这里面牵涉的三个考证可不可以叫做《考证甲》、《考证乙》、《考证丙》。像卢文弨《拾补》，或者叫《卢校》，或者叫《拾补》等等。这些简称，要考虑学术传承，便于后人沿用。

第三，《释文》需要增加校勘版本和前人校勘记。根据各经的特点，可以增加一些参校本。就《尚书》来说，可不可以考虑将黄焯的《释文汇校》作为参校本加以吸收。

第四，《校勘记》的写法要统一。《汇校》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个别地方不是很一致。如：平“出”下有“日”字。隔两行就写成：“中”上平有“日”字，“宿”上平有“七”字，“见”上平有“毕”字。不太统一。《汇校》中书名号的使用，也需要统一。

第五，应该将经注本和注疏本归为两类，每类再按刊刻先后排列。现在《汇校》校记中，既有经注本的系统，也有注疏本的系统。目前是一律按照年代，也就是按照宋版、元版、明版、清版这样的顺序排下来的。如：“是”，八、王、纂、魏、岳、永、殿、库、阮作“足”，李、平作“定”。王、岳、李是经注本，其他是注疏本，对于熟悉《十三经注疏》版本系统的人来说，知道“李”指的是李盛铎的经注本，“闽”指注疏本，但是对于不太了解的人来说，可能就容易混淆，所以需要分开。

第六，如何反映版本缺页、墨钉及版本装订的错误。《礼记》十行本存在缺页和太多的墨丁，如何反映？需要仔细斟酌。

最后，《汇校》目前用的唐石经是民国的摹刻本。《十三经词典》在每经词典后面都附了一个唐石经拓片，是用的明拓，个别残缺用清拓或民国拓来补。接下来的校经工作中可以加以利用。（许艺光整理）

桥本秀美（北京大学教授）：

在不了解情况的前提下，听到杜老师选监本作底本，这照大家以前的习惯来说，感觉有点诧异。后来看到说明以后，才明白这确实是有道理的。清代前期学者阅读的注疏版本，很多学者读的都是监本，监本跟毛本都很常见，恐怕监本比毛本还要普及。可是现在想要看监本，就是看不到。都说闽本、监本、毛本是俗本。现在网络上能找到闽本和毛本的电子版，但监本找不着。现在把监本影印，是很有价值的校记部分，我觉得可以分几个部分。疏文部分选用了这么多版本进行汇校，我觉得已经非常成功，也非常可靠。经文注文的校勘，可能问题比较复杂。要做彻底的话，要对的版本可能更多，问题本身更复杂，不容易像疏的部分这样做到比较彻底的，所以可能要另外考虑。

整理书稿，出版社的任务比较艰巨，要考虑的问题很多。尤其引录前人校记的部分，恐怕需要整理。有很多条目，现在的汇校部分已经解决问题了，前人校记没有更多信息的，都可以删去。阮元《校勘记》有两套，很多内容几乎完全一样，只是顺序倒过来，而且我们都可以很容易核查到。那么这些部分可以考虑适当的整理。（王宁整理）

叶纯芳（北京大学副教授）：

杜老师能够带领学生承担起《十三经注疏》汇校这个重大的责任，给学者、学子提供更新、更好的《十三经注疏》版本，对于我们研究经学的人来说是个好消息。日本学者加藤虎之亮一个人花了33年的时间，用194种经注疏、释文还有他校的资料，完成了《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33年的时间做了这个工作，等于一个学者一生之中最宝贵的时间，通通投入到这个工作上。杜老师的团队花了两年的时间就把《尚书》的校勘工作做完，加藤先生当年如果有杜老师这样的工作团队，相信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学者短暂的学术生命。同时，在校勘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加藤先生的校记中的异文，总是某几种版本同样作某字，大致上《周礼》的版本可以分成两个系统，所以我在想，汇校的工作不仅仅只是校异文的工作，提供给学界一个比较好的本子，在版本源流系统的研究上面也有很大的帮助，我相信杜老师团队的汇校工作，最后应该也可以达到这个学术价值。（刘娇娇整理）

何朝晖（山东大学教授）：

这个校勘记的文本，是经过学生们多次校对并写出校勘记，最后经过杜老师亲自审核修改才产生的。我谈几点看法。

一个是我们是“校异同，不定是非”，在这个校勘记中我可以体会到杜老师对每个问题的处理都很慎重、很客观，不加进自己主观的东西。有些地方是不是可以增加一点说明性的文字，这样可能会给读者的阅读提供一些方便。比如校勘记第一页引文选楼本阮元校勘记里面说：“凡十六篇。‘凡’，叶本作‘此’。”这个“叶本”到底是什么本子？是不是可以以某种方式作一个说明。

其次，目前校勘记篇幅很长、体量很大，我想还是有“瘦身”的空间的。阮元的校勘记现在用的是两个版本：一个是文选楼本，一个是南昌府学本。文选楼采用的底本是毛本，南昌府学本是以十行本作底本。因为它们所用的底本不同，所以校勘记的文字表述不同，但实际上很多时候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合并？我认为可以。

另外还有一点，校勘记在行文中对各个校本用的都是简称，比方说这个地方“八”作什么，“十”作什么，“要”作什么，“库”作什么。以前各家的校勘记似乎都加了一个“本”字来表示版本，比如“古本”、“宋本”、“殿本”、“库本”，这样读起来似乎比较顺畅。如果不加“本”字，读者不容易分清这个字到底是表示一个版本，还是叙述文字当中的一个字。出版时是不是可以考虑用反白的形式或其他标记来突出代表版本的这个字，这样读者看起来就一目了然了。（潘肖蔷整理）

刘心明（山东大学教授）：

对于这项工作很佩服，看到样稿后颇受启发，自己收获很大。提三条想法：

一、 异形异体字问题。其中有些可以调整到表中，但又不能一例处之，如“體”和“躰”，一为形声，一为会意，不好简单合并，所以应该出校。

二、 缺损字的问题。因为严格说来有的不是版本问题，是印本问题。我们若能看到初印本，也可能不缺。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补足之后如无争议就可以不用出校了。一种则确实需要保留，因为产生了新字，如“徒”和“徙”、“重”和“垂”，这种都是可以保留的。

三、对将来工作的建议。校勘记有的地方可以精简、合并，如浦镗《正字》引文摘句与北监摘句相同，可以不重摘，直接写浦镗的意见即可。（邵妍整理）

徐俊（中华书局总经理）：

作为“《十三经注疏》汇校”项目的合作者和出版方，我们希望在进入编校环节以后，能够最终是把书出好，让它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充分发挥。

我们长期做古籍整理出版，能感受这项工作的艰辛。书稿进入编校环节后，工作也非常大。像我们现在做的“二十四史”修订，也非常艰难。当然，做好项目最关键的是主持人和团队。杜先生在古文献学方面的成就，是大家有口皆碑的。团队也非常强，尤其是刚才看到这个46人的“校经处”名单，我更相信他们能顺利完成这项工作。

关于异体字的问题，我想分开说，首先还是校勘的总原则，是“取其详”，还是选择性的？如果是“取其详”的办法，那么还是要尽量保留。这个原则确定后才是判断，判断就涉及到古籍整理规范。古籍的异体字问题，再分细一点，还有异形字。我觉得《十三经注疏》汇校，还是应该强调出有价值的异文，将字形异写大量入校，会稀释校勘记的质量。

一般古籍整理图书中，异体字是可以适当改为通行字的，异形字、异写字则可以径改。但径改的前提是必须确定二者是同一个字，首先是字形相近，其次是绝无歧义。这个改字标准，也许可以参考，来确定校勘记的取舍。

另外刚才有先生提到校勘记如何删并的问题。前人校勘记和札记已经提到，这次新校也涉及到的，二者有重合，是否删并？我个人觉得这类删掉挺可惜，因为前人所用的未必是我们所用的本子，即使同一个版本系统，实际使用的本子也会不一样。我们这次是版本核对所得，与前人札记里面所记的，不能相提并论。即使所校相同，也是对前人成果的印证，是新的校勘成果对前人的一个回应，这一部分我建议删的时候要谨慎，尽量能留。（郭伟黎整理）

俞国林（中华书局编审）：

我看了其中一些校记，仅就出版方面来简单谈四点。第一点，就是校记中版本简称要不要“本”字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加上比较合适。方才何老师说可以用符号来表示，这在技术上也是能够做得到的，比如外加一个框来表示书名。第二点，是有关字形的问题。杜老师之前也说过做了个《异形异体字表》。一般的异体字是可以不用出校的，但还有一些并不是异体字，只是字形不一样。崔老师刚才也提到这个“谥（謚、諡）”字，有的地方这个“谥”字上面不是“”字，而是“兮”字。还有就是这个“益”字，底本里面这个字的上面不是两点往里的，而是往外的，像个“八”字一样；现在校记里也写成这个样子，但这个字在字库里面是没有的。这里不是说必须要用哪个部分，而是这些造字该怎么统一的问题。十三经字数本来就比较多，造字又繁不胜烦，一不留神就会出错。还比如“北”和“比”字，“朔方”、“北方”，没有说“此方”的。如果校记里只是区分“北方”和“此方”的话，那还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关键是现在的这个“北”字，上面的那一横是贯穿的——，这个字就没办法弄了。而在“北方”指“朔方”的情况下，肯定是个“北”字，因为下文有“南方”与其相呼应。对于出现的这种字形，是不是统一为通行的“北”字呢？还有一个字，就是“校”字，古书里有提手旁的（挍），也有木字旁的（校），是否需要说明或者出校？第三点，是关于书名号问题。有些校记校的时候校的是文字，比如“泰誓”，校记中有“某本无‘泰誓’二字”，下面又说“泰誓，本无此二字”，这里“泰誓”二字又是书名了。作文字时是不需要加书名号的，但作为引用书名时就得用书名号。在直排书里，我们可以采用专名线标点，一来不增加行文篇幅，二来看起来也很美观。最后一点，就是引号问题。就是关于校到某个字的时候就会用引号表示要校的这个字，但有些有引号，有些却没有，需要再统一一下，方能显得眉目清晰。（王菲整理）

程远芬（齐鲁师范学院教授）：

作为校经处成员，借这个机会向各位先生汇报一下，在校勘《尚书注疏》过程中，所获得的一项成果，那就是阮元刻本新增加的错误。

阮元刻本通行二百多年，并不是说它很理想，但是却无法对他的错误进行彻底的清理，因为这种清理工作，并不是拿另外一个版本与阮刻本对校就能解决的，而是必须把阮刻本以前的重要版本全都校过，才能发现阮刻本独有的异文，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判断阮刻本新增加的错误。

我们在《尚书注疏汇校》中对对阮刻本独有的异文进行了清理。除了常见的异形异体字不入校以外，阮刻本独有的异文入校勘记的有501字。这其中仍然有不少可以认为是异体字的情况，如“于”和“於”，这两个字并不对等，我们这里姑且不算它是错字。除掉这些以外，绝对的异文，并且能够确定是阮刻本错误的，仍然有469个，都是阮刻本独有的。因此我们基本可以认定，这469个错字，是阮刻本新增加的。

我们可以借助《尚书注疏汇校》，认识各个版本的缺陷，同样，也可以借助汇校，认识各个版本的优长。将来要整理出一个错误较少的《尚书注疏》文本，没有这样的汇校，是不可能的。研究版本学，要判断什么样的版本是善本，没有这样的汇校，也是办不到的。因此，《尚书注疏汇校》是一份重要的参考资料，其学术能量会逐渐释放出来。 （吴玉珊整理）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4-04/16/nw.D110000zhdsb_20140416_1-15.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