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每一位中华儿女都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者、传播者，有责任也有义务结合时代特征，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华传统文化，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予以挖掘、阐发。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持久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及创新成果弘扬开来，努力创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日前，山东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和中国文化报驻山东记者站联合主办了“文化大家谈”——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座谈会，邀请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王志民，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徐向红，山东大学教授刘光裕、孟祥才、张志甫，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王钧林，围绕“如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人心”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

本报驻山东记者 常会学 策划 孟 娟 记录整理

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 王志民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掀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不同场合强调要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2013年11月26日在孔子研究院视察时，专门就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了重要讲话。党中央对文化的高度重视，让文化界如沐春风，大大增强了文化工作者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四个讲清楚”的重要任务，在山东考察时进一步强调要结合孔子及儒家思想的研究和传播，做到“四个讲清楚”，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华民族的最突出的优势和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非常系统地总结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建设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的地位和作用。

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我认为可从以下三点入手：

一是从国家制度层面，要将优秀传统文化吸纳、融入到国家的若干政策、制度、规划、法律中来。例如，能否将孔子的生日定为教师节？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和核心，其代表性人物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将孔子的生日定为教师节，更能体现我们对师道尊严这一传统的尊崇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

二是要在社会建设层面强调文化传承。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体现在人们的言行举止、思想观念之中。过年时贴窗花，清明时扫墓，端午时包粽子……这些看似平常的风俗习惯，实则蕴含了许多传统文化元素。在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迁的今天，不少风俗习惯因失去了传承的载体而渐渐寂寥，让人深感痛惜。应加大这个层面上的文化传承力度。又如在人们的思想观念方面，以教育为例，中华传统文化把老师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所谓“天地君亲师”，尊师重教是中国民众一贯的价值取向。过去，我们的老师将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倾注一生心血，教师也被誉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如今我们在这方面丢掉了太多宝贵的传统。如何做一位好老师，守护好师道尊严这一传统，恐怕值得每一位老师深思。

三是以家庭文化为抓手，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从2010年至今，我主编了《山东文化世家研究书系》，选取了山东省历代在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教育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家族共28家。主编这部书系让我深刻感受到，家风、家训、家学、家规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宝贵的财富，很值得我们吸取、弘扬。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连接个体与社会的桥梁。优良的家风家教，可以使个人获得进入社会的基本品质，在道德观念上进行自我约束。如果亿万个家庭都崇尚良好的家庭文化，那对于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不可否认，中华传统文化瑕瑜互见，需要我们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理性分析，有所批判地继承、吸收。但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一内核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抛弃的。它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保有独特的民族精神。

发挥山东文化资源优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 徐向红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曲阜和孔子研究院视察，召开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重要指示。这充分表明党中央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度自觉自信，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习近平总书记说，山东是齐鲁文化发祥地，要加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要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我国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居于主动，在世界儒学传播和研究中始终保持充分的话语权。要发挥孔子研究院所具有的其他儒学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讲好中国故事，引导人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历史的和当代的中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提出的弘扬时代新风、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大命题，赋予我们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重要使命。作为历史文化大省，山东省理应先行一步，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优势，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按照省委、省政府和省委宣传部的部署，山东省文化厅党组在充分调查研究、反复讨论的基础上，制定下发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孔子研究院重要讲话精神的意见》，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实采取措施，把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落到实处。

第一，着力建设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研究传播体系。一是支持孔子研究院积极推进儒家思想学术研究和传播基地建设，规划建设国际儒学文献资料收藏中心，围绕“四个讲清楚”，深入发掘孔子及儒家思想，深化重大课题研究。二是配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和山东人文社科研究协作体，深化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国家重点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整合儒学研究力量，着力打造世界儒学研究学术高地。三是充分发挥齐鲁文化顾问、山东博物馆、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美术馆、山东省文化艺术馆“大师引进工程”作用，使其成为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时代精神的文化重镇。四是发挥省图书馆大明湖老馆“奎虚书藏”作用，建设国学图书资料中心和市民国学讲坛。

第二，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全力以赴办好尼山论坛、世界儒学大会等国际高端学术文化交流活动，加强同国外文化学者的交流、互动。精心筹备澳亚文化节山东周活动，组织高端儒学论坛。加快海外尼山书屋建设，组织开展海外尼山讲堂。整合文物、非遗、演艺、图书等资源，办好“孔子文化周”，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第三，实施四大文化传承展示工程。一是古籍发掘整理研究工程。加强现有馆藏珍贵古籍的研究、整理，实施大型古籍整理出版项目，落实“海外儒学文献回归计划”和“齐鲁珍贵地方文献回归计划”，充分发挥珍贵古籍文献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作用。二是东夷文化溯源工程。充分发挥山东作为东夷人最主要活动区域的优势，加强东夷文化的考古、研究，举办“文字起源与东夷文化”等系列学术研讨会，深入发掘东夷文化的起源、思想价值和文脉传承。三是齐鲁文化重大题材艺术创作工程。以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兵家文化、法家文化、墨家文化等齐鲁大地古代文明为主题，围绕仁爱、尚义、和谐等思想精华及重大文化事件、重要历史名人等，组织书法、美术、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四是孔子及儒家思想展示工程。充实完善山东博物馆孔子文化展的展陈理念、展陈方式，更加全面地展示孔子思想的文化渊源，儒家学派的创立、形成与传播，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等，筹办“斯文在兹·孔子及儒家思想展”。

第四，推进曲阜文化圣地建设。加强曲阜片区文化遗产保护，推进曲阜文化经济特区建设，促进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充分发挥独特的文化资源和生态优势，实施孔子文化品牌战略和鲁文化产业集聚发展战略，真正使“孔孟之乡”成为文化建设的首善之区。

深刻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山东大学教授 刘光裕

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首先要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有所区分，如此方能知晓自己到底要继承和弘扬的是什么。在我看来，中华传统文化有几个优秀的部分特别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一是人文精神。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早在炎黄时代，中华人文精神就已萌芽。春秋战国时期，中华人文精神以系统而完整的理论形式出现。它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注重人伦道德，追求崇高理想，肯定人的价值，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生成的思想基础，也是现代人文主义精神的重要思想渊源。比如，“天下为公”的奉献精神、“仁者爱人”的博爱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等等，都属于中华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

二是经世致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辨哲学不发达，勤劳善良的中华民族虽然也研究天道、人道、万事万物的本原等问题，但最终目标却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的问题。中华民族信奉“道高明而不离乎日用”，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在耕稼工商、政事日用以及平常生活中追求人生理想，实现自身价值。以儒家思想为例，董仲舒的新儒学虽保存了早期儒学的精华，但已经掺杂了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的一些思想，以进一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之后，程朱理学冲破汉唐儒学的束缚，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儒家思想体系本身的变革与发展，正是为了适应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服务于封建专制统治。

三是“和而不同”。我们常讲，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中华文化的主干——儒家文化倡导“和而不同”。先秦儒家一贯与其他学派和平共处。例如，墨子本是孔子弟子，后来创立与儒家针锋相对的墨家，率领墨家弟子公开反对儒家。李悝，本是子夏弟子、孔子再传弟子，后来著《法经》，创建了与儒家势不两立的法家。战国后期的韩非本是儒家大师荀子的弟子，后成为法家名人，不断抨击儒家。在思想原则问题上，儒家与他们各不相让；但与此同时又与他们和平共处，坚持不以暴力相向。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仍旧奉行“和而不同”。西汉当局之“独尊儒术”，主要为儒家设置了两个不准诸子涉足的禁区，即官学与选官。除此之外，道家、法家、墨家等仍可在民间开门授徒，著书立说，还可以继续打出批儒旗号。有两处史实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西汉皇家校书者刘向在其所著的《七略》中，并没有将诸子抨击孔子的那些文字悄悄删掉，相反都原样保留下来；二是东汉王充的批儒名著《论衡》问世后，被社会舆论热捧，但无一人因此获罪。由此，我们不难窥测两汉当局对其他学派的态度。

正因为秉承“和而不同”理念，儒家文化才能不断从自己的对立面及外来文化中吸取营养，使其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从而确立了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至于批判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问题，我认为，目前最主要的是解决20世纪以来对传统文化妖魔化、非理性批判的问题。诸如胡适之等文化学者用欧洲标准来衡量中华传统文化，认为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使得当时的中国“百事不如人”，因而主张全盘西化。回顾历史，这种观点对中华传统文化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受这种思想影响，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抛弃传统文化。因此，现在我们谈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首先必须先客观、理性地对待中华传统文化，深刻认识和把握传统文化的精髓。

挖掘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精髓

山东大学教授 孟祥才

文化大革命时期，思想文化界“左”的思想非常厉害，以至喊出口号：与过去的传统彻底决裂。这种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化虚无主义思想，不仅是错误的，也不具备可操作性。中华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已内化到每一位炎黄子孙的血液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集体记忆。即使是那些叫嚣着与传统决裂的人，也无法斩断自己与传统文化的血肉联系。

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传统文化的诸多价值理念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节俭反奢”等，都超越了时空、阶级的局限，具有普世价值。事实上，我们现在还没有很好地把中华传统文化中各个层面的优秀部分梳理、总结出来。譬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我看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笔珍贵的历史遗产，尽管其不可避免地存在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与近代民主政治理念也有本质区别，但只要对其加以认真改造，必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挥重要的启示作用。

比如大一统观念。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此观念自周秦以来就成为神州大地上各民族的共识。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战火不断。不少政治家、思想家和万千百姓都急切关注如何实现和平与安宁。孟子在回答梁襄王“天下恶乎定”时，讲出3个字：“定于一。”即只有国家实现统一，才有和平与安宁。董仲舒也将大一统视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大一统观念的不断强化，形成了中华民族强大而持久的凝聚力。数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在日益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特别是大一统观念的浸润下，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互通有无，双向融合，组成一个多民族和睦相处的大家庭。

比如民本思想。据郭沫若的说法，中国人之有民本思想，大约源自周公。周公最早提出“敬天保民”，要求国君“知稼稿之难，闻小人之劳”。孔子崇尚“博施济众”“老安少怀”，主张惠民、恤民、教民、养民、富民。孟子倡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孔子“仁”的思想发展为“仁政”理论。唐太宗李世民一再强调“载舟覆舟”的道理，力主以仁义为治。如此等等。虽然这类民本思想都是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为了得天下并保天下，与近代民主理念截然不同，但是我们应当承认，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最进步、最有价值的政治意识。正是在此意识的启发下，历代封建王朝才采取了一系列轻徭薄税、节俭省刑的政策措施，为广大劳动人民创造较好的生产生活条件，从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

又如反腐思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着强烈的反腐意识。腐败加剧政府与百姓的矛盾，动摇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并且不止一次成为封建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所以，凡是具有正常理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无不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在中国封建社会诸多帝王中，明太祖朱元璋在惩治腐败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其认识之深刻，态度之坚决，方法之奏效，手段之酷烈，效果之显著，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实为罕见。由于朱元璋在反腐问题上敢动真格并持之以恒，因而在其当国的30年间，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少有的政治清明局面，为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吏治环境。这对当前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推进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需重视齐鲁文化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 王钧林

面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和弘扬？我认为应该从核心价值观着手。因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要素。中华民族自古迄今共有三个历史时段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为主流社会所认同的核心价值观：

一是尧舜时代的“五教”。 舜帝是东夷人，他出生的地方在今山东诸城市。司马迁推崇舜帝是中华人文道德始祖，说“天下明德自虞舜始”。这是因为舜帝即位后，着力推行道德文明建设，将东夷人崇尚的仁德推广、普及到整个夷夏联邦社会，并将仁德具体化为“五教”： 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作为处理家庭伦理关系的道德规范，“五教”是每位家庭成员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这实际上就是尧舜时代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最早的核心价值观。

二是秦汉至明清时期的“三纲五常”。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以大一统背景下的郡县制、中央集权制和君主专制为基本特征的秦政制，并成为秦以后历朝历代因循承袭的制度模式。秦政确立后，如何构建与其相适应的核心价值观，便成为思想家们必须解决的时代课题。法家、儒家先后承担了这一任务，共同参与构建了与秦政相适应的核心价值观：“三纲五常”。近代以来，“三纲五常”不断受到批判、唾弃，但是必须看到，它作为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在历史上曾起到了凝聚共识、统一思想、维持社会秩序的巨大作用，其历史价值不容抹杀。到了现代社会，“三纲五常”虽然总体上不合时宜，但也不宜全盘否定，至少“五常”仁、义、礼、智、信仍然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

三是民国时期的礼、义、廉、耻。1919 年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和纲常名教展开了猛烈的批判与攻击。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舶来品，仅为少数革命者和知识分子所接受，还没有深入推广到民间社会，也就没有被确立为全社会认可和接受的核心价值观。1934 年，民国政府在南昌发起了“新生活运动”，提出了礼、义、廉、耻的价值准则，明确规定以礼、义、廉、耻作为国民教育的中心、民族复兴的工具。蒋介石是认同“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传统理念的，从“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古语中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重新解释礼、义、廉、耻，赋予其新的内涵，试图以此收服人心，整合思想，规范社会，振兴民族。“新生活运动”是民国时期持续最长的国民教育运动，我们不妨把此运动倡导的礼、义、廉、耻视为该时期的核心价值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历史时段的核心价值观均出自齐鲁文化。东夷文化是齐鲁文化的先导。东夷文化的优秀成果，包括舜帝发明的“五教”核心价值观，为齐鲁文化所继承，自然也就包含在齐鲁文化之中。“五常”出自邹鲁孔孟之间儒家的发明。“三纲”草创于法家，完成于儒家。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大儒荀子的弟子）提出“三纲”的原型“三常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此天下之常道也。”后由汉代董仲舒将“三常道”提炼为“三纲”。礼、义、廉、耻由《管子》一书总结提出。将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是齐国思想家的认识。

由此可见，齐鲁文化以儒学为大宗，以东夷文化为先导，是构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鉴古而知今。今天，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充分考虑齐鲁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http://news.idoican.com.cn/zgwenhuab/html/2014-04/04/content_5126264.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