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又称门风，是一个家庭的风尚、风教的简称。 我们都有一个家。这个家既是我们生命诞育的地方，也是我们的第一课堂。父母生养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个家，同时，我们一出生就被投入到父母经营的文化氛围中，进入了父母所主持的学校。在这个学校里，父母是我们的老师，乃至是我们终生的老师。父母教会我们说话，教会我们穿衣、吃饭，教会我们辨别是非、对错、善恶等等。父母传递给我们的行为、观念则来自于他们的长辈，而他们的长辈又来自于遥远的先辈，这种代代相传的价值观念、处世原则、行为规范，为一个家庭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遵守、模仿，就是这个家庭世代相沿的家风或门风。

家风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周公曾给其前往鲁国就封的儿子伯禽说，我作为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身份、地位不算卑贱了。然而，我仍然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而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因此你到鲁国后，切不可以国傲人。礼贤下士是周公对其儿子的谆谆教导，也是鲁国国君最早的家训、家风。孔子告诉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不学礼，无以立”，由此形成了衍圣府第(孔府)诗礼传家的家风。东汉大将马援告诫其侄子说，“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这是马氏之家风。诸葛亮《戒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是诸葛亮的家风，也成为中国士大夫的千古明训。

说到家风，就不能不提及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颜氏家训》有“古今家训之祖”的称号。颜之推开宗明义地指出作此书的目的在于“整齐门内，提撕子孙”，让“素为严整”的“吾家风教”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颜氏家风可谓渊源有自，颜之推九世祖颜含曾告诫后世子孙“汝家书生门户，世无富贵，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这是颜氏最早的家训，也是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的源头。《颜氏家训》从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止足、养生、归心等等入手，全面阐述他的治家理念。如他将“教子”放在家训首要位置，主张应对子女“早教”，甚至主张“胎教”，认为“少年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在处理父子关系上，他明确主张“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这就是说处理父子关系要掌握好分寸，既不可过度亲昵，也不能简单粗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焉。”他反复强调“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因为“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叮咛、告诫后世子孙，切不可迷信鬼神，“吾家巫觋祷请，绝于言议；符书章醮亦无祈焉，并汝曹所见也。勿为妖妄之费。”纵观中国历代家训，可谓多矣，然而就论述问题之全面、理论之深厚、教诲之恳切，至今尚无出其右者。颜之推之后，颜氏子孙受惠于《颜氏家训》者，举不胜举。颜师古、颜勤礼、颜元孙、颜真卿、颜杲卿等等，皆为颜之推的后世子孙，都足以彪炳史册，流芳千秋。

《颜氏家训》之后，曾国藩《家书》治家最为严整，曾氏以早、扫、考、保、书、蔬、鱼、猪八字作为治家要道，要求儿孙不可为“仕宦之家”，而要经营一个可让家道长久的“耕读之家”和“孝友之家”。在这种家风的影响下，曾国藩的儿子、孙子乃至曾孙辈没有出现一个纨绔子弟，皆学有所成，业有专攻，对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家风与家规、家训、家教是分不开的，没有家规、家诫、家训就不会有家风，家规、家诫、家训是家风赖以形成的根据，而家教则是家规、家教、家训落实下来的必不可少方式和手段，可以说没有家教，任何家规、家诫、家训都不可能转化为家风。家教是家规、家诫、家教向家风转化的中介、桥梁。

家风是在代际关系中形成的。父母既是家风的体现者、实践者，又是家风的示范者，也是家教的推动者。父母作为孩子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任老师，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乃至其声音笑貌无不对孩子产生着潜在影响。父母的待人接物、处世方法直接影响到孩子的处世态度，父母的价值观、是非观、善恶观直接影响着孩子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如果一位父亲下班即打开电视看足球比赛，却要求自己十五六岁的孩子去看书，这个孩子心里一定不服气。相反，父母下班后，吃过晚饭，静静读书，孩子长大以后一定认为阅读就是他们家的生活方式。身教重于言教，孩子关注的不仅是父母怎样说，更是父母怎样做。

家风、家教对成长中的孩童而言，是一种潜在的力量。它在日常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心灵，塑造着孩子的人格。家风就是一种无言之教、无字的书本、无形的力量，是一种最基本、最直接、最经常的教育，它对每一个人的影响都是全方位的。我们的思想、价值观、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方方面面都会打上家风、家教的烙印。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精神人格、生命气质、行为规范、处世态度等。

无论是古代家风，还是现代家风，其最重要的特点是崇德重文，“忠厚传家”、“诗书继世”几乎是全体华人的家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由许许多多的家庭组成的，因而家风、家教直接影响着社会风气、社会教化乃至全民的精神品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重新呼吁人们对中国古老家风、家教的记忆，对于建设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对于提高国人精神品质乃至国际形象等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颜炳罡：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尼山圣源学院执行院长。

http://paper.dzwww.com/ncdz/content/20140404/Articel05003MT.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