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称梁漱溟为‘最后的儒家’？在近代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他一生的为人处世，大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梁漱溟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他的思想在当下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不过，一百年后回顾20世纪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为历史所记住。”

这是知名汉学家、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艾恺在其著作《最后的儒家——— 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以下简称《最后的儒家》)中文版序言中写下的话，这本书初版于1979年，1986年修订再版，2013年，为纪念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再次推出该书。3月21日晚，艾恺来到济南，在山东大学邵逸夫报告厅做讲座，畅谈他心目中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讲座还特别邀请到了梁漱溟先生的后人梁钦元、梁钦宁参加。

“我不是一个学者，我是一个拼命干的人”

艾恺说，说梁漱溟是“最后的儒家”，不仅因为他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一个用实际行动去践行自己思想的人。对于儒者而言，这是底线，但是对如今的知识分子而言，这却成了很高的标准。

梁漱溟反对别人说他是学者，他说：“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的思想去实践的人。”1985年，92岁的梁漱溟在中国文化学院演讲时，依然掷地有声地说：“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都是要拼命干！”

艾恺说，梁漱溟首先是一个哲学家，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者和儒家的复兴者，但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比如政治，甚至艺术，“他的书法在20世纪也是数一数二的。”

1916年，梁漱溟写出了一篇《究元决疑论》，成为印度哲学研究的代表作，引起了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关注。1917年，应蔡元培之邀，24岁的梁漱溟成了北大教师，和胡适、李大钊成了同事。到北大上班第一天，梁漱溟带去的不是学术论著，而是一本自己写的政治宣传册，在宣传册里，梁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救国，避免内战，他把小册子放在了北大的教员休息室里，辜鸿铭看到了，赞赏之，胡适看到了，亦赞赏之，辜和胡在文化主张上完全不同，但却同时赞赏梁漱溟的宣传册，可见其观点之切合实际、之深刻。

从这个政治宣传册也可以看到，梁漱溟写文章写书，都不是为了搞纯粹的理论研究，而是要解决实际的问题。所以，到了1924年，梁漱溟从北大辞职，彻底离开学术界，从此一去不返。之所以辞职，艾恺认为，一是梁漱溟觉得自己一天大学都没上，对佛学也不是彻底了解，觉得自己没资格当教授，二是他受不了学术界的条条框框，骨子里不想坐在书房里搞研究。所以从1924年到1947年，他纯粹做学问的时间也就是大约4年。他先是想在山东建一所曲阜儒学大学，后来又到广东、河南等地开展乡村运动，最后到山东邹平，搞起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研究院。

“内圣”“外王”的实践都在山东展开

梁漱溟为何要搞乡村建设运动？艾恺说，这是他思考中国出路的结果：第一，他想保存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第二，他想解决中国农民的贫困问题，每当看到不识字的农民生活的苦难，他内心都会很难受。

1931年，梁漱溟选择了邹平县搞乡村建设运动，成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邹平离胶济铁路不远，离济南也不远。搞乡村建设运动，第一是让农民采用新技术，这同时需要进行平民教育；第二是组织合作社，比如成立棉花营销合作社，帮助农民创收；第三是组织治安自卫团。从1931年到1937年因为战争而离开，梁漱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成就了当地百姓在解放前的一段切切实实的“好日子”。

艾恺感慨，“通常，一件事情做成了，人们会说那是对的；一件事没有做成，人们就说那是错的。但是并非任何事都宜于根据我们眼见的成败去认识和估量。多次去邹平后，我觉得他是对的。他提出的确实是建设中国的长期方案。”

主持艾恺讲座的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颜炳罡教授说，如果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他实行儒家的“外王”之路，那么他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则是其研究学问的“内圣”之道，有意思的是，无论“内圣”还是“外王”，梁先生探寻的足迹都和山东关系密切，“《中西文化及其哲学》是梁漱溟应山东省教育厅的邀请，在济南一所中学连续演讲四十天后的文字集结，此书亦成为他的代表作。”

“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梁漱溟有四个身份：哲学思想家、乡村建设运动领袖、政治上的中间派和上世纪50年代的“知名受害者”。

1938年，梁漱溟到延安，和毛泽东就中国出路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抗战结束后，梁看到有内战爆发的迹象，就积极奔走，组织民主同盟，期待解决国共矛盾，避免内战。这就是所谓的“政治中间派”。到了1947年，他觉得没有希望，就辞去了民盟秘书长一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邀请他为政府做事，但梁漱溟说：“把我留在外面不是很好吗？”1953年，梁漱溟针对新中国的城市工业化建设计划，认为如此一来，农民就会堕入“地下九层”，这一言论引起毛主席大怒，从而受到批判。艾恺说，后来梁漱溟认为自己不该如此不尊重毛主席，因为毛主席“雄才大略，光身一个人从湖南出来，最后却创造了新中国，很了不得”。

艾恺认为，梁漱溟的骨气是儒者的骨气，梁漱溟的思想和实践，也值得现在的人继续研究。他的座右铭“独立思考，表里如一”，值得现代知识分子深思，“最后的儒家”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继承和发现。

记者手记

研究梁漱溟不再孤独

□钱欢青

因为感冒，在演讲过程中，艾恺不断咳嗽，因此，他讲的时间并不是很长，饶是如此，偌大的报告厅依然被前来听讲的人挤得满满当当。

现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的艾恺曾师从费正清，是当代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在梁漱溟研究上堪称第一人。他的《最后的儒家》是海内外第一部研究梁漱溟的专著，深入考察了梁漱溟的成长背景、思想发展轨迹、重要社会活动，并将之置于世界性反现代化思潮的大背景下予以解读。

1980年夏天，艾恺有机会来到中国，一天，一位姓石的老人捎给他口信，说梁漱溟看到了他写的书，想见他，艾恺终于如愿见到了梁先生。让他惊喜的是，梁漱溟几乎与他想象中的那个人相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梁漱溟的表里如一，读其书如见其人。”梁漱溟拒绝了学者的称号，但却认可了艾恺“最后的儒家”的称号，两个人坐下来慢慢谈，于是就有了后来的《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晚年口述》一书。

艾恺记得梁漱溟说，“我不是学问家而是实干家”。艾恺认为，这是他的独到之处。他不同于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从不“坐而论道”；他总是思考着社会问题，一有所悟便去力行。此外，他自己还强调过，也无人可以否认，他是表里如一的人，其思想和道德是一致的。

从1986年开始，艾恺又多次到邹平，在梁漱溟搞乡村建设运动的地方进行实地采访研究，几十年的心血都放在研究梁漱溟身上，艾恺的行为令人感动。

令人欣慰的是，艾恺曾经如此孤独地研究梁漱溟，而如今，他已不再孤独，在城镇化大潮涌动的当下，国内不少学者开始接续梁漱溟的精神遗产，重新思考并践行新的乡村建设，儒者颜炳罡更是和诸多儒学教授一起，创建尼山圣源书院，坚持长期给当地农民讲儒学，以期复兴“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儒家乡村理想。

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之间的“两难”也许永远存在，但唯其难，对乡村建设、对中国出路持之以恒的思考、实践，并且坚守，也许才显得尤为珍贵。

http://jnsb.e23.cn/shtml/jnsb/20140326/126562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