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累说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研讨会会议现场视频

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独特地位。百余年来，学术界围绕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积极推动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相关问题进行阐释。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两周年之际，《文史哲》编辑部主办的第十一次人文高端论坛“层累说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于2023年5月7日在济南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教育大学、日本琦玉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山东大学以及中华书局、中华读书报社、中国新闻社山东分社等海内外高校、科研与出版机构的近三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讨论。围绕会议主题，与会嘉宾从“层累说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多向度推进”“上古史重建的路径与方法”以及“顾颉刚与中国现代学术”等不同角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教授在开幕词中交代了举办本次论坛的初衷：2023年5月9日，是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两周年的日子；5月6日与5月8日则分别是顾颉刚先生提出层累说一百周年和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的纪念日。这三个时间节点不仅在日期上接近，而且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如何理解和阐释中华文明。在今天看来，层累说仍然是中华文明范畴内的重要学术命题，其提出刺激、推动了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整体研究。从这一意义上讲，以顾颉刚为代表的那一批学者，在材料并不充足的情况下，对与中华文明有关的问题进行了系统、彻底的清理，厥功至伟。在此背景下，我们选择将“层累说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作为主题，欢迎学界同仁各抒己见。

层累说的提出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全面展开的重要标志。历经百年发展，无论是在选题的广泛性还是内容的深刻性上，今日之研究均远超其上。那么，层累说在当下是否还具有指导、借鉴意义呢？作为一个百年前提出的学术理论，层累说难免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对此，大家已有清醒的认识。如汪荣祖教授（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台湾中正大学）客观地指出了层累说所导致的疑古过头现象。王震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也认为层累说所带来的最大问题便是学术界常说的疑古过度，具体表现为在古籍年代的考辨和古史生成的判断上存在简单化、绝对化、虚无化等倾向。在成祖明教授（南京大学）眼中，层累说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层累的造成”更倾向于“层累的伪造”；二是受方法论的局限，研究过多地依赖于学术史的方法而缺乏现代文本学和哲学社会学的分析理论和工具。

即便存在种种不足，但层累说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与会学者无不认同这一点。如陈淳教授（复旦大学）所言，顾颉刚将现代科学的文献批判精神引入了古史研究，从而为科学考古学引入中国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这种科学的文献批判精神应当成为古史重建的首要前提，且真正的古史重建并不限于证经补史，更是建立在当代科学理论和方法之上的独立探索。仲伟民教授（清华大学）非常赞同陈教授的看法，认为应当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充分肯定顾颉刚学说的贡献，而层累说则是中国现代学术史绕不过去的高峰，堪称中国版的“后现代”。郭立新教授（中山大学）也对层累说中所蕴含的了解、辨识文献中的地层，在历史脉络中思考文本的形成过程、文本书写的动机、文本书写的时代背景等问题的史学方法在今日的价值与意义给予了肯定。成祖明教授谈到，迄今为止，并没有出土简牍能够动摇层累说，所有批评均指向顾颉刚先生的某些具体考证观点，而无法推翻其建立的总体框架。

层累说提出之后，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一大特点是研究路径与方法探索的多样化。顾颉刚、胡适以及傅斯年等学人强调通过对文献、考古资料加以整理和考辨来探索文明起源的真相，而郭沫若、吕振羽以及侯外庐等学人则尝试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引入对文明起源的研究之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科研项目的启动，以及学术界有关“疑古”与“走出疑古”争论的进行，关于文明起源以及上古史研究与重建路径、方法的反思形成了一个高潮。本次论坛中的部分讨论即此高潮的续篇。

汪晖教授（清华大学）以《古史辨》与鲁迅《故事新编》这两部经典文本对于古史与故事的不同处理为线索，通过比较、分析鲁迅的“拟古史”叙述与顾颉刚等人的层累说分析框架，阐述了在不同时间观和历史观中神话、传说、史实的位置，分析了截断众流的古史观所依据的历史概念及其与欧洲、日本近代史观的关系，可谓独具慧眼。孟祥才教授（山东大学）针对学术界将考古遗址与古史传说相对应的风气，一针见血地指出与其期望通过考古发掘证实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为信史，还不如结合考古发掘资料，在寻找疑似对应中破解神话传说背后反映的历史真实，珍视神话传说作为历史叙事和历史认识的永恒魅力。王震中教授则对上古史重建问题提出了三点看法：一是整合多学科在一些具体问题研究上取得新进展和新突破；二是做出理论创新，三是在前二者的基础上重新撰写中国上古史。

成祖明教授为古史辨走出现代之困设计了具体路径，即在观念上，认识到经典的价值不在经典之外；古史研究应走出二重证据法，使经学与史学各自独立，建立现代新经学与新儒学。若要在层累说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文明起源以及上古史研究与重建的路径、方法，可以跟随郭立新教授的脚步，认清文献中所记载的天下、华夏、戎夷蛮狄等族群所反映的是战国秦汉时期大一统背景下的族群认同观念，并不适用于标识周及周以前的族群或地域文化，因此如果要复原上古历史，需要回到一手资料，用一手资料复原历史框架；在此框架中辨识文献中碎片信息的真实性、可信度。陈泳超教授（北京大学）立足于民俗学、神话学，认为首先应当对上古史的整体话题分析出不同的知识系统，才能更有秩序地考察层累说的层次关系。在具体研究层面，立基于古史与神话的交叉视角，陈教授谈到“感生”与“帝系”或可视为两个关键的知识系统，其转换是上古神话最关键的转折，也是汉代以来今古文经学乃至信古与疑古分野的标准之一，这一问题尚有研究空间。

在反思层累说与积极探索上古史重建的路径、方法的过程中，部分学者对顾颉刚先生的诸多学术观点表示了不同看法，并对此进行了补充、更正。汪荣祖教授从学术史、文献学的角度梳理了关于《左传》真伪问题的讨论，并从实证出发，主张《左传》不伪，古史可信，倡导走出“疑《左》时代”。在此基础上，汪教授赞成何炳棣先生所持的中国文明土生说，认为何炳棣先生以科学、考古、训诂为验证，从农业、陶器、铜器、祖先崇拜以及汉文字等方面证明中国文明本土起源，这是据理雄辩，可为信据。沈长云教授（河北师范大学）则提出三皇五帝并非人为编造，乃客观历史之存在，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一框架之下，解释清楚古史的发展脉络。其中，三皇代表了上古人们所经历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五帝则是其后人们所经历邦国时期的五个重要族邦集团首领，三皇五帝恰恰是中华早期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顾颉刚先生观点的修订，与彻底否定层累说而回到信古时代是两回事。正如曹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所言，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尤其不能因为古史辨结论的失误而否定其所运用的方法。今日的学术研究遵循的依然是古史辨派制定的规则，即在没有新证据之前，要尊重依据尽可能多的资料和尽可能严密的推导所得出的结论。由此来看，层累说作为一种基础学说无法否定，但须加以优化。

由于文明起源研究自带的综合性特征，使得顾颉刚在解决中国古史层累问题的同时，也连带做出了一系列具有本土原创色彩的学术贡献。比如建立了民间故事研究的经典范式，奠定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基础，推动了历史地理学科的创建等等，李政君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上述概括可以说是较为全面了。作为顾颉刚先生在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的再传弟子，葛剑雄教授（复旦大学）指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科是在顾颉刚先生的学说指导下及其求实学风指引下才发展起来的，更重要的是，顾颉刚先生高尚的品质与人格对于学科的发展也大有助益，而且对于学人提升自己的学术境界以及培育优良学风、培养下一代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陈学然教授（香港城市大学）所说，在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以及现代学科体制的建立的过程中，人类学、考古学，或科学史观、歌谣运动等涉及民族起源与文化特质探讨的社会科学学科、理论与方法，无不受到层累说的影响，甚至自身即源自层累说。

除就层累说以及顾颉刚先生的学术成就进行了充分、热烈的交流外，部分学者还针对文明起源研究中所涉及的具体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徐建委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以战国秦汉之际的政治制度革新和两汉之际社会文化的嬗变为问题背景，探索了学术文化在物质文明和政治社会变迁中观念体系的发展轨迹、思想特征和深层动力，认为两汉时期是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度转型时期，而中国之所以在这一时期未能产生宗教性思想，是因为武帝之后，中国思想的根底并非儒学，而是复兴的墨家和阴阳家。陈学然教授还谈到顾颉刚学术思想的变化受到了战争、时局的影响，这一影响直接关系到他对民族起源问题的认识，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经世传统对现代知识人群体的强大影响力。西山尚志副教授（日本琦玉大学）则对日本史学家白鸟库吉与津田左右吉研究古史、神话的学术方法及所持学术观点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他们二人都认为日本神话与中国神话相同，皆非历史事实；无论日本、中国、韩国，其神话都是后世思想的反映。同时，也提到二人观念不一致的地方在于日本神话是否受到了中国思想的影响。西山副教授的视角同样有助于我们反思自己的古史研究。方辉教授（山东大学）从考古学与古史重建的角度，强调考古遗迹、遗物在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并就如何运用区域系统调查法寻找“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罗志田教授（四川大学）从“整齐故事”这一问题出发，谈到从孔子删《诗》《书》到司马迁删除不雅驯的叙事，是一脉相承的祛魅努力。在此倾向当道之时，出现了顾颉刚所说的战国“疯狂造伪”时代，各种“神话”在那时被整合成一元化的帝王统系，即傅斯年所谓“全神堂”。发生在晚周秦汉时期的祛魅取向与所谓“全神堂”取向之间，显然存在着某种紧张状态，双方的竞争及“全神堂”的实际获胜，这种现象需要得到解释。在这里，前者表现出某种理性的意味，而后者则并不那么理性，很能表现那个过渡时代的特殊风尚。郑吉雄教授（香港教育大学）梳理了崔述《考信录》所使用的怀疑方法及其论《易》的七个证据、钱穆《论十翼非孔子作》的具体观点、古史辨派关于《易》的态度等，并借助托马斯·库恩的“典范转移”理论，为重新理解《易》学史上经传分离问题提供了新的角度。李长银研究员（山东大学）指出，顾颉刚破坏《诗序》并打破《诗经》“圣经”地位，还其本来文学面目的举动，不仅在现代《诗经》学领域有着深刻持久的影响，也是实践其民间文学主张的重要体现。

王学典教授在总结会议时指出，本次论坛从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各方面呈现了顾颉刚先生的治学面貌，充分说明顾颉刚先生在百年前发起的不仅仅是一场史学革命，更是一场具有全局性的学术革命。而今日在论坛上的百家争鸣，既是对顾颉刚先生学术志业的回顾总结，更是我们继续推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方式之一。

《文史哲》杂志自创刊伊始即重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便刊发了童书业、杨向奎、日知、吴大琨等知名学者讨论中国古代史分期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等关涉到文明起源重大理论问题的文章，在海内外引起了重大反响。21世纪以来，《文史哲》杂志积极回应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对中国文明起源相关问题的关切，通过设置“疑古与释古”专栏，针对“走出疑古”思潮和“夏商周断代工程”展开了较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与争鸣。此次“层累说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人文高端论坛的举办，有助于推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入开展。

在本次论坛上，《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联袂发布了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这也是两家机构第八次进行此一评选活动。“植根自身经验与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式现代化’成为统摄全局的重大命题”“远古历史无法仅凭考古‘自证其身’，中华文明探源仍需多方发力”“叙事史学受到公众热捧，历史撰述呈现多元化取向”等人文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成功入选。及时总结人文学术领域的新进展、新现象、新问题，推动人文学术研究的繁荣与进步，提升公众对人文学术的关注，始终是此项活动的宗旨。为纪念层累说提出一百周年暨顾颉刚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也为了悼念离世不久的顾潮女士，《文史哲》杂志与中华书局合作，特地举行了《顾颉刚殷履安抗战家书》新书发布会。在发布会上，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俞国林先生讲述了他与顾潮女士的学术交往以及编辑此书的经过，让我们对这本书充满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