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2日，首届“20世纪中国史学”前沿论坛在山东济南成功召开，本次学术论坛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史学研究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20世纪中国史学通史》”课题组举办。此次论坛一方面是对“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梳理总结，探讨未来的创新路径；另一方面是对“20世纪中国史学”本身进行深度剖析，汇聚当代学者的前沿思考，力图将此项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

4月12日上午，前沿论坛开幕式在济南珍珠泉宾馆鲁山厅举行，开幕式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陈峰教授主持，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文史哲》名誉主编王学典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党委副书记王应宪副教授致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乐山师范学院、山东大学等高校，以及《文史哲》编辑部、《史学月刊》编辑部、《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等20余家高校科研机构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

王学典教授首先对远道而来的各位专家学者、青年才俊表示欢迎和感谢。他在致辞中强调，20世纪中国史学有特殊的重要性，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史学研究所专门以“20世纪中国史学”为主题召开论坛，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学术举动。人类社会从传统以来到现在只有两种社会，一种是传统社会形态、另一种是现代社会形态，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一次最重要的断裂就是现代化的产生或者现代社会的出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估计，这次断裂带来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于史学而言，王学典教授认为，自从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以来发生的唯一一次断裂，就是20世纪史学的产生。从此以后无论往下延续多少世纪，20世纪的意义都是作为起点而永远存在的。相较于“叙事史学”，自20世纪开始，作为现代史学主要形式的以问题意识为中心的学术研究就开始了，因而研究20世纪的史学形态非常重要。此外，王学典教授进一步强调，研究20世纪史学，一定不能脱离社会思潮，应该把20世纪的中国史学放在整个社会思潮、学术思潮的背景之下来考察，所以必须坚持一个原则：把学术史还原为社会史。只有在社会史脉络当中，才能评估20世纪史学的走向和形态。简而言之，无论是研究学术还是研究思潮，都离不开整个社会，我们要想找到史学的真相，必须摸清思潮的真相，同时更必须摸清社会的真相，三者之间是相互贯通的。

王应宪副教授在致辞中强调，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史学研究所在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方面，已经形成了以王学典先生为核心、陈峰教授等中青年团队为代表的较强的学术共同体，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以及整个教育方面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王应宪副教授从个人治学经历出发，分享了王学典教授提出的做学问的“大格局、大关怀”理念，即是强调博通的视野与经世情怀，认为这种视野与关切对于当前的学术研究，仍然极具指导意义。同时他指出，“20世纪中国史学”是一个兼具学术意义和现实启示的议题，反思和回顾这段历程，对于探讨新时代历史学的前行道路极具价值。王应宪副教授希望参会学者，在思想的碰撞中深化中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研究，共同推进新时代的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

4月12日上午举行三场主题讨论。第一场讨论由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张秋升主持，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刘开军、山东大学教授黄广友与谈。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朱发建从自身求学经历与山东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关联谈起，指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王学典教授将20世纪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论断，相关成果也为后来研究20世纪中国史学提供了很多详实的资料。此后，朱发建教授从历史观的变革、研究方法的变革以及对历史阐释的注重三个方面，揭示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新史学”的三重超越。乐山师范学院教授何刚从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关系着手，并对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进行审慎的思考，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马克思主义史学中不应当再划分出不同区间的“唯物史观史学”，部分民国学者在学术演进的过程中放弃乃至走向唯物史观的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所以无需使用“唯物史观史学”的概念对其系谱进行重塑。山东大学教授李长银指出，当前学术界，在欧美历史哲学对国内重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文本带来的影响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忽视，冀望通过揭示欧美历史哲学与国内相关文本的学术关联，来阐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构建过程中的开放性。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王应宪关注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在知识生成中的承袭与转化，从理论与史料来源角度对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史》进行了分析与“有限度的批评”。曲阜师范大学副教授朱茉丽聚焦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起源叙事，认为唯物史观史学一方面完成了解构殖民知识体系下的“人种西来说”，另一方面通过“劳动创造人”命题重构起了本土化的人类起源解释框架，体现出了科学原则、民族立场、国际视野相统一的学术理念。

第二场主题讨论由山东大学崔华杰教授主持，东北师范大学谢进东老师与谈。南开大学副教授朱洪斌强调“新史学”即中国现代史学的同义词，其内涵的易变侧面反映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及文化变迁的矛盾性、复杂性；同时“新史学”之“新”又可作为20世纪史学社群共有的史学意识。20世纪的“新史学”运动一面体现着中西学术交织渗透，同时又蕴含着内部不同文化观与学术思想的交锋与对话；内观其发展趋向，则又催生出新汉学、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文化史学和社会科学化史学的四股潮流。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刘开军以《尚友书塾季报》的创办为中心，论述刘咸炘推介“推十学”的学术实践，剖析其自身的学术批判气质与时代价值，同时指出发现被时间隐没却含有意义的史事与人物，是历史研究者的本职工作。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讲师谢进东认为“以兵释史”是雷海宗解释中国历史的独特视角，这一文化历史观既是他文化形态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其提出“中国文化的两周”说的逻辑前提和基本依据。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汤莹通过对顾颉刚“民族”概念的源流追溯、民族起源与演进历程的深入探讨、以及对他所表达的“民族特性”的概述，诠释了顾颉刚的中华民族观，并认为他的中华民族史研究不仅推进了近代民族史研究的理论建设，同时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学理参考。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范静静从顾颉刚与“清华园”的关系入手，追问历史的细节及缘由，将近代学人的日常生活史、学者个人之特质与治学理路相结合，展现晚清向民国过渡的一代学人的历史际遇。

第三场主题讨论由《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马建强副编审主持，曲阜师范大学赵满海教授、山东大学李长银教授与谈。榆林学院马少甫教授考察美国开国元勋中国观形成的原因、内容与存在的误读，认为这一历程体现了他们兼收并蓄、多元采撷的开放文化理念，为日后美国文化的多元并存奠定了基础。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崔华杰分析了明清以降来华的西方学人书写中国历史的原因与特征，认为这一历史书写不仅续写了世界历史知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中国板块，同时开启了中国历史作为一门学术在英语世界的生成历程；但同时也指出来华西人中国史书写中边疆与中原、内亚与中国的二元对立倾向。山东大学教授杨华重点评析《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价值与国内学者对其进行的反思，认为该著不仅从研究视角上进行突破，同时又是跨越国界与学科限制的产物，作为学术交流的桥梁，因而具有超越单纯学术研究意义的现实价值；此外又提出了该著在中国学界面临意识形态、史实把握与史料应用方面的不足，从中得以窥见中外学术交流中存在的知识与立场之间的微妙抗衡。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承军以详实的史料，考察了“中研院”史学所在1928年至1948年间经费的筹措、经营和使用，揭示了当时学人在艰难环境中进行学术建设的历程，透视了战争对学术发展的影响。山东大学教授郭震旦以具体的史学理论研究著作为范例，指出当代史学理论研究的两大趋势，其一是不断面向现实与公众，其二是走向细分学科和专门领域；此外，郭震旦教授提出走向跨学科的路径是史学理论研究不断提升诠释技巧和更新诠释模式的重要思想资源。

4月12日下午，本次前沿论坛举行第四、五场主题讨论与圆桌讨论。第四场主题讨论由《文史哲》编辑部李扬眉副主编主持，湖南师范大学朱发建教授、山东大学杨华教授与谈。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张秋升立足对二十世纪史料学史的梳理，重点发掘了陈恭禄在史料学上的重要创获与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王传立足学术评论的视角，分析与《江村经济》同时代的学术书评与“序言”，关注其生成的背景、聚焦的问题等方面，不仅勾勒中国社会学知识进入国际学术界的历程，同时在国际学术对话背景中给予该著新的定位。云南民族大学副教授颜克成认为人类学与民族学同历史学之间的紧密联系为近代史学转型提供了新典范，此外他又从编纂方式角度评析近代中国民族史书写的特征与困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冯立以帛书《二三子》为论述对象，从释文整理与概念解读、文献学、史学与易学等几个方面，对帛书《二三子》在半世纪以来相关研究进行了论述与评析，并指出其尚待精细之处。江苏师范大学副教授朱斌在抗日战争时期“气节史学”或“意义史学”的脉络中对全祖望及其学术进行了重新定位。山东大学副教授陈嘉礼通过讨论民国易学家如何研究《周易》、解释《周易》、易学家认为《周易》的本质是什么等三个问题，提出20世纪初期的学者们借助《周易》建构想象中的历史回忆与民族身份认同，《周易》实质上成为他们建构现代国家的工具。《文史哲》编辑部副教授察应坤通过分析钱新祖与余英时围绕清初“考证学”兴起问题的学术争锋，提出这一学术公案不仅在当时成为明史研究领域内最大的争议，后续更有多位学者从不同立场为双方观点展开论争，形成了传统陆王学派与程朱学派论争的新延续。

第五场主题讨论由《史学月刊》编辑部李恒副主编主持，乐山师范学院教授何刚、云南民族大学副教授颜克成与谈。曲阜师范大学教授赵满海聚焦汪宁生运用民族志材料重构中国古史的实践逻辑，以汪宁生的民族考古学个案研究为示例，提示出跨学科融合学术路径的必要性。曲阜师范大学教授黄仁国以黎澍的近代史研究为中心，探索其对于中国近代史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独特价值，认为中国近代史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应当是贯穿自主性与主体性的统一，是众多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聊城大学副教授解祥伟从研究方法、视角与观念的角度考察了李光涛在明清史研究中的特殊价值，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如何提升明清史研究的水准。山东大学教授黄广友讨论了延安史学与近八十年中国史学重心转移的密切关系。他认为：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史学推动了中国历史研究更加关注近代、重视阶级斗争、注重史学功用等。在这一系列史学观念及其锻造的研究范式影响下，此后近80年中国史学研究重心发生了明显转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姜萌提出，当代中国史学正在发生“碎中求通：史学宏观思考的再兴”“去塞求通：从跨学科治史到学科融合”“危中求通：文明互鉴研究的兴起”三个显著变化。这些变化既是中国史学发展的产物，也是时代大变局的产物，可总括为“变中求通”，这是当代中国史学进步的显著表现之一。山东大学教授陈峰指出，“20世纪中国史学”虽然是在上世纪90年代就被提出的一项议题，但它在更多情形中只是提供了一种时间刻度，并未及时地为史学史研究带来结构性的变革。“20世纪中国史学”应当是一个建构性、开放性、可塑性的概念，要想实现突破必须立足于历史学科的整体进展，走出史学史研究的内循环状态，充分利用关于“20世纪中国”研究的新理念、新方法、新成果推进“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

圆桌讨论环节由天津师范大学张秋升教授主持。南开大学朱洪斌教授认为，20世纪的确是一个断裂的世纪，中国史学的样态在20世纪也极大地改变了。但是在强调断裂的同时，也要注意延续与嬗变。史学史研究需在开放对话与学科本位间保持辩证张力。柯林伍德“史学史就是对历史的反思”这一经典论断，揭示了本学科的核心使命。要突破传统以职业史家/经典文本为中心的狭隘视角，将研究视野拓展至多元主体的历史意识表达；又需强化本体论自觉，通过批判性反思确立学科独特性。在消解专业壁垒、拓展阐释维度的同时，建构起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史学史与具体研究相互联系沟通的“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新局面。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姜萌指出，本次会议的主题讨论整体呈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学术特征：研究取向强调回归史学史的问题本体、对“史源学”研究路径的重视、从“东史西渐”角度拓宽中国史学研究、关注民族史学的研究进展。本次会议凸显了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发展的核心命题：坚守反思与批判的价值。这既是学科发展的永恒使命，也是推动史学进步的根本动力。

王传教授通过参加本次会议，对山东大学王学典教授团队“大问题、大关怀”的研究理路有了更深刻体悟。他认为，王学典教授强调中国史学研究必须与社会思潮嬗变密切联系、“将学术史还原为社会史”的研究取向，与陈峰教授论文中表述的将“20世纪中国史学”与“20世纪中国”研究深度整合的认识，形成了方法论层面的深度呼应。他又进一步回应了姜萌教授谈到的史学研究中“碎”与“通”的关系，提出史学研究的“碎”和“通”，恰如鸟之双翼。

赵满海教授分享了自己近年来在承担《史学概论》课程教学的经验与体会，认为如何阐释“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的内在关联”，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学界前辈将唯物史观与具体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可以提供重要参考。在参与以“历史书写”为主题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时，赵满海老师提出应当重视关键学者，剖析其如何将唯物史观创造性运用到具体研究当中。这种以关键人物为枢纽、勾连其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考察，不仅有助于彰显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现代转型的推动作用，更能为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提供历史经验。

郭震旦教授对以上学者发言进行总结，认为本次圆桌讨论的内容非常富有学术性，研究“20世纪史学”，不仅要反映其所取得的成就，更要反思在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的不足与教训。“20世纪中国史学”最关键的任务，就是如何从前现代走向现代。在研究过程中，要树立起一个现代性的标准，更要注意研究禁忌对学术批判性的消解。还应注意方法论层面的“碎”与“通”的辩证关系。即“从碎到通”，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要通过方法论的建立，推进史学研究中“碎”与“通”的平衡。

最后，陈峰教授再次感谢各位学者的热情参与。他指出，本次论坛的初衷是将流水线式的“论文发表会”回归名副其实的“学术研讨会”， 真正形成思想上的碰撞和交流。他强调，中年学者应当勇于突破读书时代形成的研究套路，走出学术研究的舒适区，积极吸纳新知识、新事物，开辟新领地、新赛道，做学术创新的推动者。山东大学愿与各位同仁一起努力，共同推动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的发展、提升学科地位。

4月13日上午，“史学研究的规范与创新：编辑学者一席谈”在珍珠泉宾馆鲁山厅举办，由李扬眉副主编主持，马建强副编审、李恒副主编、《文史哲》编辑部李梅副教授、以及朱洪斌副教授与谈。

针对“如何把论文写精彩”的问题，马建强老师提出了两个层面的解决方案：首先是要注重“内功”：通过长期积累，提升对问题的思考以及相应学术史的把握。这是保证文章出彩的根本因素。其次从“技术”层面来讲，第一是不能陷入自身研究的逻辑，读者与作者在占有资源和处理信息方面存在一种信息的不对等，因此很难达到对研究内容的“共情”，所以要在一定范围内把核心问题、写作背景以及写作基础设置地更能为人所认同和接受。第二是在行文中重点观照逻辑布局、学会设置问题。层层递进的逻辑更见功力，且更能够吸引读者的兴趣。第三是文章的语言，学术论文的语言当以平实为主，也要适当观照修辞，但修辞当为论证服务，不能喧宾夺主。第四是要提炼写作目标、深度把握受众群体，在此基础上突出创新、进行知识创造。此外，马建强老师提出，学术的“标准化”体系是学术社会科学化过程的产物，与当前的学术创作相互交织，他希望青年学者在进行学术论文写作中，要有勇于突破“标准化”体制限制的魄力，形成独特的学术风格。

朱洪斌副教授分享了“学徒”应当具备的两个素质：首先是找到最适合自己天性的优秀学者，从优秀学者、“默契”对象的身上模仿、实践，这是能够帮助自己进一步成长的关键。有灵气的“学徒”，通过一次的论文修改就能够从方方面面悟出很多道理，所以好的博士生应该是通过修改一篇文章就能“点铁成金”。其次是重视现代学术规范，这一规范的本质在于对话，要与那些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对象进行对话，无论是大问题小问题，真正能够成为对话目标的作品并不多，大多是陈陈相因、人云亦云。我们需要严格地按照一定的逻辑整理哪些问题是真正有贡献的，无论作者是名家还是无名小辈，都应当尊重并勇于对话。这是一种学术审视和学术批评。

李恒副主编认为，硕博士生在开启一项研究时，一定要找准方向。学术研究不排斥与热点问题相呼应，但是要坚守学术态度，辅以扎实的实证去进行研究。传统的课题依然可以做，但要从新的角度切入，做出新意。当前学术界诸如走向“活的制度史”“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以及“20世纪中国史学”，都可从新的视角吸引更多的成果产出。在这种情形下，李恒老师鼓励青年学生积极参与到时代的对话中，来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风格。对于如何做出“有意思”的研究，在李恒老师看来，青年学者作为“产品”的生产者，必然要将学术成果投入“学术市场”，所以应该立足自身基础，关注“市场”需要，但关键的一点在于，我们向“学术市场”提供的始终应当是有价值的学术产品。最后，李恒副主编特别强调了读原著的重要性，对于经典的文本，只有亲自阅读才能发现真正具有原创力的问题、形成真正具有原创力的观点。

李梅副教授指出，优秀的学术论文背后蕴藏着扎实的规范考证和突破性的学术创新。由此提出规范方面的重要根基：史料应用、对话意识与问题凝聚。而学术论文在创新层面应当观照以下几个维度：其一是在熟知中发现未知，其二是跨学科的视角，其三在理论反思上超越原有的线性叙事的生成解释，揭示出一条“隐史”脉络。同时李梅老师提醒青年学生，在学术论文写作的过程当中要注重创新与规范的平衡，反对为创新而割裂历史，更要避免“规范”的机械堆砌，史料应当服务于核心问题。史学研究的魅力在于用规范的钥匙打开创新的大门，让沉睡的史料在问题呈现的过程当中觉醒，拼贴出更完整的历史图景。希望青年学生保持对历史问题的敏感，结合自己的优长、关注时代的要求，写出有意思、有价值的论文。

李扬眉老师指出，现代学术的根基是批判性而非跟风性，当前学术市场存在历史学的“热点问题”与学术研究相互交织的情形，在这样的学术市场中，批判性是最重要的学术武器。批判并不意味着打倒，而是要注意到我们自身可以从其中得到哪些滋养，最终评估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应当如何看待“热点问题”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联；青年学者应当时刻思考：如何在当前纷繁复杂的学术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去做真正有价值的学问。李扬眉老师希望同学们在自我内驱力的管理下广泛阅读、不带功利性地阅读，最终成为一名能够进行独立学术研究的学者。

最后，陈峰教授进行总结，说明之所以在学术讨论会之后，为硕博士研究生追加一场“编辑学者一席谈”，从编者和学者的双向视角讨论学术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为了解决青年学术人才培养问题。陈峰老师提出，产出发表有价值的文章，对于青年学生尤其是博士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考验，不仅影响到能否顺利毕业，还决定着毕业后能融入到怎么样的学术环境和生存环境中，实现怎么样的个人发展。他鼓励青年学生通过阅读经典训练学术鉴别力，希望同学们在接受吸取各位编辑老师的经验的基础上，勤读勤思勤写，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在专业上日益精进。陈峰教授表示，研究生与知名期刊编辑直接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十分难得，学院今后会努力创造这种机会，为研究生专业成长加油助力。

撰稿：公坤、王琛

图片：孙佳硕、许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