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下午，尼山国学大讲堂第六十三讲暨“典籍故事名师说”第三季顺利举行。本期讲座邀请了河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诗经》学会会长王长华教授做了题为“转型与突破——二十世纪后期《诗经》文化研究”的学术报告。讲座由山东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中国《诗经》学会常务理事王承略教授主持。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沈顺福教授参加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王承略教授作开场致辞。他介绍了王长华教授《诗经》学研究的突出贡献，讲座在出席嘉宾和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拉开帷幕。

王长华教授从发展历程、主要特征、兴起原因、学术贡献及其局限性四个方面来讲述二十世纪后期《诗经》文化研究。他回望上个世纪的《诗经》研究，旨在为《诗经》学的未来发展提供借鉴。首先，王长华教授梳理了《诗经》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他指出改革开放后《诗经》研究逐渐复苏，初期以重印十七年时期的《诗经》著作为主，随后研究转向白话翻译、新注新解等方向，但多沿袭前人框架，缺乏突破。1981年后，以“新解”“新论”命名的研究涌现，尝试寻找与当代相吻合的《诗经》研究的新方法，探索《诗经》的多重文化内涵。至1989年，“文化”一词正式进入《诗经》研究领域，学者明确提出从文化视角研究《诗经》。1990年代开始了《诗经》文化研究热潮，并深刻影响大学教材编纂，推动《诗经》从传统经学向多元文化阐释的转型。

其次，王长华教授从借鉴西方新方法和使用中国传统方法两个方面着手把握《诗经》文化研究思潮的基本特征。前者研究的内容主要面向史诗、宗教、民俗、原型等，后者的研究主要包括《诗经》与周代礼乐关系、内容分类以及地域等。由此可见，《诗经》的文化研究形式多样，角度各异。无论秉持何种理念、经历何种训练，研究者大多都能从“文化”概念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和需要讨论的角度与问题。王长华教授提到他在这一时期曾写作《艰难的对话——《诗经》“史诗”与荷马史诗的比较》一文详细论证了《诗经》“史诗”与荷马史诗的不同，认为两者是同名异实的关系，他对借鉴西方新方法研究《诗经》的现象早有反思。

再次，王长华教授认为《诗经》文化研究兴起有三重驱动力。一是社会转型驱动，80年代初，在社会进入稳定开放阶段，多元文化兴起，启蒙思潮回归，学者自觉接续五四运动未竟的思想文化建构事业，继续批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持续关注《诗经》中阶级性、文学性突出的作品。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思潮逐渐由狂热转冷静，《诗经》学也由强调启蒙性转向构建学理化。二是西方理论的驱动，西方文艺理论的再此传入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其中原型理论、民俗学及宗教思维对当时的学者影响颇深。三是学术内在逻辑驱动，“文化热”大讨论给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随着研究视野的开拓和文化主题的辐射，《诗经》的研究思路也开始发散，学者发现《诗经》中的史诗、礼仪及社会制度等诸多内容值得讨论。

最后，王长华教授总结出二十世纪后期《诗经》文化研究的贡献和局限。贡献主要在于突破单一阶级分析模式，拓宽《诗经》研究视野，揭示其多元文化价值，形成了对《诗经》的整体把握和综合研究。局限有三：一、摒弃传统注疏，过度强调文本“直接解读”，忽视《毛传》《郑笺》等层累的经学阐释体系，导致部分研究脱离历史语境。二、机械套用西方理论，部分学者对原型、宗教等理论理解片面，证据不足，结论牵强。三、文学化倾向过重，将《诗经》简单视为“诗歌总集”，忽略其经学与历史维度，研究流于主观想象。

在讨论环节，王承略教授指出，儒家经学体系中的《诗经》是礼崩乐坏之后经过儒者重新阐释的文本，虽与礼乐文化中的“诗”原意有所不同，但也是回溯礼乐文明必要且可靠的原始材料。在这一角度上，经学研究要比文学批评更贴近“诗”原意。沈顺福教授针对《诗经》文化研究充满个人主观意见的现状，建议用分析哲学的方法避免文学研究陷入没有客观理由和研究意义的意见与信仰，文学研究成果应当要可验证，研究者要把个人意见和理论研究区分开。此次讲座在浓厚的学术氛围和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

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重要回信精神，进一步厚植文化底蕴，增强文化自信，山东大学党委宣传部、党委学生工作部、儒学高等研究院连续三年共同主办典籍故事名师说和典籍故事青年说系列文化活动，本次讲座是“典籍故事名师说”第三季系列讲座之一。

图文丨程静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