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下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孔子研究院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博古睿学者干春松教授做客尼山国学大讲堂第三十七讲，作了题为“儒学史上的‘管仲’问题”的学术报告。报告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李平生教授主持。

干春松教授报告中开篇即指出，关于儒学史上的“管仲”问题，其核心问题有四：（1）理想与现实，礼制和权变的紧张；（2）王道理想在管仲问题上的呈现；（3）缘何管仲问题会引发持续的关注；（4）诠释学是一种“实践”。带着这样一种问题意识，干春松教授开始了讲座的具体内容。

对于历史上的“管仲”问题的论述，首先要清楚的是“王道”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因为在涉及对管仲的相关评价中，王道始终是若隐若现的评价标准与判断尺度。干春松教授指出，“王道”很常见的含义是古先王之道，包含着儒家确定三代之治的理想秩序所具备的政治意义，其概念生发之始便常与“大同”、“小康”相联系，并与“霸道”相对，强调“崇德不崇力”、“以德行仁”。对于王道的具体内容，则表现在政治原则上强调公平正义，具体要求为仁爱百姓，并在适用范围上呈现出整体化的格局。

其次，干春松教授对管仲其人进行介绍并导向了《论语》中对管仲的评价。在《论语》中前后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矛盾性评价；在《论语·八佾》篇中，孔子以“礼”为标准而施以负面的评价，指出“管仲之器小”；《论语·宪问》中孔子则大言“如其仁！如其仁！”，表现对管仲的赞许。这种矛盾体现了“管仲”问题可以展开的三个维度：（1）不“知礼”、知“俭”是否就是“器小”；（2）“礼”与“绩效”的评价标准问题；（3）大小之辨的判别标准问题。以此三个维度为切入点，干春松教授展开了儒学史上“管仲”问题的具体表现与论述。

在《孟子·公孙丑上》中，对管仲的评价主要在“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一句。很显然，孟子的关注点在于政治秩序的建构，因而他主要是从政治的“好坏”角度来展开其王霸论说的，正是如此，在目及管仲辅佐齐桓公如此之久却未从霸道向王道提升，才发出“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的感叹。

及至汉代，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当属董仲舒的说法，《春秋繁露·精华》中，董仲舒继承了孔子对管仲“器小”的评价，指出孔子作此评价的原因在于管仲未能辅佐齐桓公超越霸道而升至王道。此后汉代司马迁、刘向作为董仲舒的追随者皆秉持相同的观点来解读“器小”，在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中“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的评价以及刘向《新序·杂事》中“桓公用管仲则小也，故至于霸，而不能以王”的评价，解释对董仲舒观点的继承。

在宋明时期，王霸论再度成为讨论中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当属朱熹、陈亮的王霸义利论。首先，干春松教授对宋明的王霸论进行了大致的梳理，宋代早期程颢便对王霸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之而霸则霸矣，二者道不同，在审其初而已。”他指出，王霸之道的观点在于其行事的出发点、初心的不同，汉高祖、唐太宗这些英主，也都是“无一不出于私也”，所以汉唐后的历史不同于三代。此后朱熹则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程颢的观点，强调对先王之道的继承，对仁义之道德发挥。在这样的观点下，朱熹对“管仲之器小”的论述则必然在其王霸论下进行阐释：“器小，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局量褊浅、规模卑狭，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朱子指出，诸侯若能做到无一毫私心，也是王道。他在对管仲的评价中，这一观点得到充分表达：“古人论王、伯，以为王者兼有天下，伯者能率诸侯。此以位论，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诸侯，皆出于至公，而无一毫之私心，则虽在下位，何害其为王道。”虽然管仲功劳甚伟，但其出发点乃利欲之心，显然不算王道了。

至明末清初，对管仲的评价则产生了经权之间、公私之间的转向。在王夫之《读通鉴论》中，王夫之对管仲的选择的评价集中于“不以小害大”。他说：“夫既以名义为初心，则于义也当审，为先君争嗣子之废兴，义也；为中国争人禽之存去，亦义也；两者以义相衡而并行不悖。如其不可两全矣，则先君之义犹私也；中国之义，人禽之界，天下古今之公义也。”由此将管仲问题上升至民族、国家的兴盛，天下古今之公义的高度上来。在《日知录》中，针对“管仲不死子纠”一事，顾炎武认为其是“以天下为心”，“夫以君臣之分犹不敌华夷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对管仲的赞善推崇可见一斑。

清代，在经世致用、救亡图存思想的影响下，对管仲的评价呈现出新气象，表现出对管仲的高度赞扬。魏源强调，“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强调王道须坚持物质救国与经济优先。在这样的思想前见下，对管仲的评价，皆着眼于其政治、经济、思想功绩，以将其置于世界思想中进行定位。梁启超《管子传》中，专门列章节表彰管仲功绩，挖掘其法治精神与制度建设的思想，将他视为中国最大的政治家、学术思想界的先锋。

至此，儒学史上的“管仲”便清晰明了了。透过不同时代对管仲的不同评价可以看出儒家原则的变迁。尽管儒家的核心精神是一以贯之的，但其中具体的表现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在不同的时代中有不同的侧重点与思想表现，这也正是儒家思想生生不息、富有生机活力的原因所在。不仅如此，管仲问题更是国家利益与个人小节之间关系的一个具体表现，其中亦涉及到君臣之义与夷夏之防等诸多内容，在当今社会，如何看待“管仲”，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话题与研究点。

干春松教授以广阔的理论视野、丰富的儒学史资料、严谨的表达对历史上的“管仲”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通俗易懂的讲解分析，给在场的全体师生诸多启发。报告结束后，在讲座互动环节，干春松教授就儒学史上的“管仲”问题的相关内容以及儒家思想的传承发展问题，对师生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