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8日下午，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大学研究生院联合主办的“尼山国学大讲堂”第五十二讲以线上方式顺利举行。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李治安教授做了题为“元明江南政策的转换与社会盛衰”的学术报告。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党委书记李平生教授主持讲座。

讲座伊始，李治安教授首先明确了本次探讨的江南所指的地域范围，接下来主要从元朝统治政策与江南社会状况、朱元璋父子的个性政策与江南社会蜕变、“唐宋变革”视域下元明江南政策的比较三个方面作出新的探索。首先，李治安教授阐明：元朝的江南政策复杂多面，社会影响繁复错综。四等人制造成了种族等级与江南社会经济阶级二系统的错综复合，诸色户计制的强制移植也与原南宋大土地所有制占有及租佃制形成了“嫁接”复合结构。忽必烈在江南推行的“安业立农”政策使江南地主和商人享受到比中原较多的赋税优惠，纵容了江南大土地占有及租佃制的继续发展。“重商”重市舶的政策也促进了江南豪富巨商的崛起和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随后，李治安教授指出：朱元璋“驱除胡虏”、建立明朝，但是他在江南所推行的社会经济政策却令人大失所望。卫所军户制与南宋募兵制相比较，仍属于蒙元式落后的世袭兵役制度；“均工夫役”是徭役在江南的率先回潮；黄册、里甲制的目的是管束百姓，以供赋役，力图建立一种“画地为牢”的社会秩序。明初迁徙和剗削富户的政策，对江南原有的富民及农商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江南富民率多破产。洪武年间推行的抑商和“海禁”政策使明初江南的商业活动遭受摧残，几乎倒退至纯自然经济。最后，李治安教授在“唐宋变革”视域下对元、明的江南政策作了比较。李治安教授总结道：由于“嗜利黩武”，忽必烈在江南满足于多征收赋税，选择了安富宽商；而朱元璋父子仇恨富户和江南士人的个性，致使明朝不惜颠覆江南的农商经济秩序，选择了管制农商。从“唐宋变革”中“不抑兼并”的趋势看，元代“安业立农”和安富重商的政策符合潮流，值得基本肯定；明前期的管制农商政策，基本是逆“唐宋变革”潮流而动，妨碍破坏了江南历史角色的发挥，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14世纪后半期成为中国锁国落后或停滞的开端，直到16世纪嘉靖新政及隆庆开关，才出现转机。

在稍后的提问环节中，与会师生就“朱元璋的江南政策是否有战时经济考虑抑或是平衡南北方的考量”向李治安教授提问。李治安教授解答道：朱元璋平定江南时确实有战时需要，因为这种体制有利于集中人力、财力为战争服务，但从长远来看，战时体制会损伤国力，因此不能长期推行。早在西汉时期，就是战时体制和黄老之术交替施行。汉武帝反击匈奴时，推行战时体制；颁布《轮台罪己诏》之后又恢复了富民政策。朱元璋的江南政策固然有战时体制这方面的因素，但更多的因为是朱元璋父子的个性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朱元璋除了个人的仇富情结外，他的中原本位情结也很重。淮河南岸在汉唐社会原属中原，他自认为此地在习俗上属于山东，与江南富户格格不入，因此想按照中原模式统治中国。但是明初的中原和汉唐中原已不可同日而语，经过历次人口南渡之后的中原已经相当腐化残破，此时的中原实际上保留的大多是很落后的统治秩序，这也左右了朱元璋的江南政策。明初的江南政策和平衡南北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

李治安教授的演讲结束后，李平生教授做了总结发言。李平生教授指出：这场专业、到位的报告启发我们社会治理模式可以从历史上寻找经验。社会是综合、多方面的，探讨社会动荡的原因诸如官逼民反、富逼穷反、仇富情结等，对当下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模式都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同时，我们做学术研究时，也可以从当下的社会治理路径，回过头来对应历史曾经有过的话题。李治安教授的报告不仅开阔了参会师生的思路，也锻炼了同学们的治学方法。

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单位共60余名师生共同参与了本次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