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3日,由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儒学高等研究院、尼山学堂共同主办的“儒家文明论坛”第四十四期:《台湾近代史学变迁讲座之三:学术中国化》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本次讲座由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访问学者、台大名誉教授古伟瀛主讲,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郭振旦副教授主持。
众所周知,近代台湾史学及相关的人文社会学科经历了从内地移植到向西方取经,再经过“中国化”,更逐渐“在地化”的过程。古伟瀛教授此次为我们带来的便是台湾近代史学变迁讲座的第三讲:“学术中国化”。讲座伊始,古教授便向我们介绍了“学术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他指出,学术“中国化”的呼吁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即已发出。民国时期的“学术中国化”是要求把中国的历史还给中国,是求中国历史之真,但是这一方向并未持续下去。
古伟瀛教授进而详细分析了台湾在七十、八十年代的“学术中国化”思潮。他指出,随着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界在1970年代以来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学术风气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西方传入的行为及社会科学的理论及方法进行研究。不过,在使用了若干时日后,会发现不少问题。因为这些理论与方法都源自外国,在台湾使用会有水土不服的问题。后来,“中国化”一词逐渐被“本土化”或“在地化”取代。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所用名词被取代,但行为及社会科学的研究仍然持续原来的方向。
最后,古伟瀛教授对“学术中国化”所可能存在的问题做出了反思。“学术中国化”有没有具体的标准?什么样的情况算是“学术中国化”,什么样的情况不能算呢?亦或者,我们有没有纯粹的“中国史学”呢?我们在研究中国史的时候,所用的方法以及理论,所写出来的历史文本中的词汇,有没有完全不受西方的影响?诸如此类都是有待解答的问题。古伟瀛教授进一步指出,事实上在史学与社会科学方面,自从二十世纪以来,都是模仿西方建立的学科。虽然史学自古已有,但自梁启超等人批判传统史学以来,史学这一门也是按照西方学科建制以及研究规范而成为今日的模样。因此,古教授认为,在史学方面,尽管无论有意无意、喜欢或厌恶,无论是史料的搜集、因果的分析及诠释,或是史著的写成,处处都有来自外国的基因。但是只要在研究时以中国人的主体性,或中国人的意识来进行,就是中国化。
提问环节,在场师生与古伟瀛教授就量化方法的适用性、西方学者所提出的“去西方中心论”等问题展开了探讨,在场诸君受益匪浅。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古伟瀛,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访问学者。台湾大学学士,硕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曾任台大历史系主任,现为台大名誉教授,主要研究史学理论与方法,曾在七十年代的台湾引进量化史学,新世纪之交,介绍后现代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