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20日，由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尼山学堂共同主办的“儒家文明论坛（第六十期）”在知新楼A1916举行。此次讲座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高级访问学者、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启荣主讲，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何朝晖教授主持。

本次讲座是周启荣教授在山东大学访问期间的最后一次讲座，讲座的主要内容聚焦于印刷术在中西历史上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同时对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印刷术持有的部分论述进行反思与探讨。

周启荣教授

过去西方学者对中国雕版印刷术的讨论存在一些因“欧洲和中心论”等原因导致的“偏见”，如费夫贺(Lucien Febvre)与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在《印刷书的诞生》（The Coming of the Book）一书中认为金属活字印刷并非在木刻印刷的启发下产生，与雕版印刷之间没有关系。同时，西方学者对于欧洲早期雕版书的论述也表明，相对于金属活字而言，版刻技术似乎无足轻重，如克莱尔（Colin Clair）在《欧洲印刷史》（A History of European Printing）中提出雕版书与传播文学没有关系，雕版印刷的版画只是方便传播基督教的视像观念。周教授对此提出质疑并指出，中国古代的雕版印刷术启发了活字印刷术，版刻技术经过了长距离的扩散，由东亚最终传到了西欧。印刷术在东亚的传播，学术界已论述较多，唯其西传仍需更多证据。除了西亚地区的纸牌、护身符以及圣克里斯托弗神像这些木刻版画之类的证据外，周启荣教授还举出了两个有趣生动且十分重要的证据：一个是早期“东方基督教”的木刻版画中对于抽象物质“水”的绘制与中国相同，皆为鱼鳞状；二是一位日本学者发现，西亚地区刻印的一部医学解剖图的器官图样与中国的《华佗内照图》相同。由此可以认为，中国古代的雕版印刷术应是经由西亚传到了欧洲。另外，金属活字印刷术的诞生并不意味着木刻技术退出了西欧书籍的复制与生产。雕版技术在书籍制作中仍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书籍每章开头的首字母、书内插图以及乐谱等内容的复制刊印，都离不开木刻板的使用。

讲座现场

而后，周教授对中西印刷技术进行了比较。金属活字虽然具有排列组合成不同书籍内容的优点，但由于金属活字的价格以及排字工、校勘员的报酬等成本问题，活字印刷书必须大量印行才能降低制作成本。然而在印刷术初兴时期，书籍价格以及读者群体等因素使得刊本的大量积存，导致了产量过剩，书商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因此欧洲早期的印刷业是一项高风险投资行为，大量的书商因此破产。与此同时，这一情况也催生出了“订购”这一新的销售策略，以及针对积压书籍的拍卖、书商之间的交换与寄卖等商业行为。与西方金属活字印刷术不同，中国古代的雕版印刷技术虽然存在无法同时刻印不同书籍内容的缺点，但刻板的技术简单又独立，刻工可进行地域流动，技术传播较为容易。同时，雕版印刷的印量增减自如，随时适应市场需求。对于刊刻的书籍内容，图像和文字不必分开印制，图文的嵌套、组合灵活自如，便于阅读。在经济上，雕版印刷投资门槛低，印量由资金和市场决定，印版随买随印。

何朝晖教授

最后，周教授联系前三次讲座的部分内容，提出了“印刷社会”这一概念。“印刷社会”并不意味着雕版印刷术是导致这一社会产生的动力和因素，而是强调雕版在这一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宋代以后，雕版印刷术渐趋普及，不仅加速了财政管理和经济交换，还促进了各种社会组织的形成，加强了政府对各种组织的控制和管理。在文化方面，雕版印刷书促进了各类知识的流通，尤其是围绕科举考试形成的各类书籍。明清时期，商业印刷的蓬勃发展进一步加速了汉字的普及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于共同的历史、文化的认知。

提问环节，周启荣教授就在场师生提出的“印刷社会”的概念界定以及明清刊刻书籍中的字体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与解答。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